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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应时、求新、从众，梁、黎身上的这些变化看来都有俗情常理可依，而辜鸿铭的变化却极为深沉诡异。
他在步出海滨旅馆之际，看似已经为三天来受教于马建忠的启蒙痛下了一生不容追悔的“改宗”决定。我们从有限的史料上看不出他的心情转折，只知道他随即一度跟着英国探险队就任翻译之职，前往广州，准备再赴缅甸，不过旅程在云南却戛然而止了。
这一趟未完成的旅行也值得细看——是什么力量驱使着辜鸿铭出任一个探险队翻译之职呢？如果职责就是中、英互译，辜鸿铭当时的中文能力足以称职吗？或许正是察觉其不足，他才会在尔后的三年里转往香港，苦习中文。那么，回头再看：设若于中文能力尚不堪大用之际，匆匆以往，又是为了什么呢？这都是辜鸿铭没有交代的，唯能于其日后之事徐徐推绎之。
在这里，我们只能假设：前一年的三日夕之谈中，马建忠基于对辜鸿铭口操九国外语的本事，以及顶戴十三个博士头衔的冠冕，一定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延揽之情，加之以马氏自己的忧国之怀，以及对于洋务的期许之意，肯定为辜鸿铭点亮了一盏“条条大道通满清”的路灯。
辜鸿铭在香港学了三年中文之后，于一八八五年经杨汝树的举荐，加入当时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担任“洋文案”，一干二十年。以辜鸿铭著名于世的孤僻诙诡、好奇作怪，岂能和张之洞宾主好合二十年？起码我们从辜氏自己的叙述得知，他这位幕主的确就是把他当个语言翻译工具来使用的，质言之：在南皮幕下，他的思想、看法，并不受张之洞的重视。所谓“余随张文襄幕府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见听”，“张文襄常对客论余，曰某知经而不知权”。
辜鸿铭的返古癖，竟是这样给激出来的。
说来讽刺，张之洞以“青牛（清流）之一角”出身立足，是清末先锋派洋务大臣的死敌；时移势转，待他由两广总督转任湖广总督，也不过是光绪十五年（1889）间的事。连张之洞都惊觉其不得不加紧而为之，足见急迫。而这位日后的“南皮相国”对于中国近代工业、经济、国防等方面的重大贡献也从这一年开始，称之为划时代、新纪元、里程碑，都不算过分。
悄悄地转向、成为后起的洋务派首领之后，张之洞明白借力使力的窍门，着意振兴工业，他一开始就寻求国际上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先后开办汉阳铁厂、湖北兵工厂、煤矿、织布局、缫丝局以及铁路等等。
有一个流传相当广的小故事，说的是盛宣怀给介绍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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