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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有這麼一篇《我意今尚非高談建設之時》，刊登於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少年中國》週刊，大意是主張新建民國當務之急，不該推行建設，而在“貯建設之本”，所謂的建設之本，又可以歸結為三個面向，就是“統一國家”“鞏固秩序”和“休養財力”。
這樣的三件事，在後世之人看來，不免有些空洞，但是支援黃遠庸這樣看法的人起碼有些個“宜急不宜緩、宜簡不宜繁、宜實行不宜空言”的策略性考慮，他們特別在意的是：號稱“民國”的中華之邦會不會在列強衝擊或割裂之下分崩離析？會不會在過度想象建設成功的遠景上迷失了居安思危的方向感？是以當時黃遠庸輩心目中的“建設”，遠非今日之吾人所能理解，在他看來，談建設，就只是高談、侈談、空談建設！
黃遠庸還強調：當下的中國之所最急迫的有五：軍事之統一、外交之統一、司法之統一、財賦之統一、警察之統一。這五項裡面，黃遠庸特別提出司法和警察兩項，以為是恢復秩序和伸張國權的基礎——這一點，原本和建設沒有衝突；我們甚至可以說：即使攤開來這全數的五項統一課題，也都和我們今日所稱所見所從事的建設沒有衝突。那麼，他為什麼會說：“今所謂政府與政客，視此真正之平民政治之基礎，渺然不屑置意，而日日高談建設，官僚派則相與以‘維持現狀，建設勿多道’。吾不知彼之所謂現狀者，乃以何者為範圍？現狀抑既日以破壞，維持之何有？其意若曰：‘維持現狀者，乃聽天由命之謂耳。’竊望高談建設者之一念此也。”
在這裡，我們要是把黃遠庸所聲稱的“政府與政客”和“官僚派”看成了兩種不相干的人，就失義難解了。在這位眼光銳利的記者看來：北京的袁世凱和南京的孫、黃便是政府與政客，廁身新政府而仍心繫舊江山的大部分政府要員則毫無疑問地恰是“官僚派”，這幾個詞語之間最微妙的不是他們的對立，而是他們的合作。說什麼南北之爭？說什麼兩京兩府之爭？說什麼北洋與民黨之爭？實質上都不是，真正的底細是：任何人都不能、也不想建設一個落實的民國。
黃遠庸的話說白了，就是在指責孫文：你不要再談建設了，再談建設也只是掩護袁世凱，讓他們去維持一個連統一的滿清都不如的破碎政權而已。
議論孫、袁二氏在民國元年、二年之間關係的後世文章多矣。以袁之“新智識與道德之不備”“公心少而私意多”“急求政權故罔顧體制”，浮論人人可申，遂成定見。
但是黃遠庸的主張非止於此。在他看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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