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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看來，就是“陪臣”。他作為“壬午軍亂”的發動者，被宗主國清廷所囚禁，監押在保定，按制是不能住在北京的。
李鴻章認為歷來的制度不應更改，而長期生活在外國的曾紀澤則認為時代變了，應該更改的制度必須立即更改。
李鴻章抓住舊制度不放，卻又是個妥協的天才。關於法國和越南簽訂的條約，按曾紀澤的主張，絕對不能予以承認，但是，李鴻章竟預設了，而且提出保持宗主國體面的方法可另行考慮。
曾紀澤是曾國藩的長子。現在，人們並不覺得公使是怎樣的大人物，但在當時，只有諸強國才能互換大使，像中國那樣的弱國，甚至同外國交換公使也是勉勉強強的。曾紀澤是一個沒有大使的外交銜的公使，稱為“出使欽差大臣”。
曾紀澤的強權論和李鴻章的軟弱投降路線，在外交上形成對立局面。但是，掌管國政的畢竟是李鴻章，曾紀澤的強權論終究要被否決。
在社會上，把湘軍創始者曾國藩之子與淮軍創始者李鴻章的對立，視為湘、淮兩派的派系鬥爭。其實，這只是兩人的意見不合，從而招致兩派鬥爭。
從清廷的角度看來，朝鮮和越南是南北相隔萬里的“屬國”，同時又都是與外國糾纏不清的、產生麻煩的、難辦的屬國。清政府不可能把外交、軍事的全部精力集中到朝鮮來，這正是日本求之不得的。法國在越南牽制，使日本受益不少。而日本在朝鮮起事，法國則可以在越南問題上得到有形和無形的好處。
朝鮮一旦發生軍事政變，最高興的是法國，所以，日本若在朝鮮搞軍事政變，法國應當給予經濟上的援助。
正是根據這種想法，日本自由黨的板垣退助和後藤象二郎曾會見駐日法國公使西昂基厄維茲，要求法國提供朝鮮軍事政變的資金一百萬元。
實際上，法國面臨的情形更為棘手，因為越南有太平天國的餘部黑旗軍從事著反法活動。領導黑旗軍的是天地會的勇將劉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