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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就像答應的那樣，中午我離開薩特沙特走回家和母親一起吃了油煎紅鯔魚。我和母親一邊像勤奮的外科醫生那樣仔細地剔除盤子裡紅鯔魚那粉色、薄膜般的魚皮和半透明、纖細的魚刺，一邊說一些關於訂婚儀式的事情和“最新傳聞”（母親的說法）。包括那些暗示讓我們邀請和一些“他們的心決不會破碎”、熱衷於各種聚會的熟人，賓客人數達到了230人。因此希爾頓酒店的領班，為了不讓那天的“洋酒”（一個迷信的定義）供應出現問題，已經開始和其他大酒店的同行以及熟悉的洋酒進口商進行協調。像絲綢·伊斯梅特、夏齊耶、左撇子·謝爾敏和穆阿拉夫人那樣，曾經既是芙頌母親的朋友又是競爭對手的著名裁縫們，因為那些為儀式預定的衣裙開始忙得不亦樂乎，而小工們則在通宵達旦地幹活。母親認為因為倦怠在裡屋打盹的父親，這陣子不是因為健康而是因為不開心而煩惱，但是她也不知道在兒子即將訂婚的日子裡是什麼讓父親這麼不開心的，她試圖從我這裡得到答案。當廚師貝科裡把麵疙瘩炒飯端上餐桌時——他從我們兒時起就這麼為魚配餐，這是一個從未改變的法則——母親突然變得很憂傷，就好像她開心的原因是魚一樣。
她用一種發自內心的悲傷說：“我為那可憐的女人感到很難過。她受了很多苦，也經歷了很多事，她還讓很多人嫉妒了。其實她是一個大好人。”
母親甚至沒解釋自己在說誰，她說幾年前他們和“她”當時的情人德米爾巴拉爾的大兒子德米爾在烏魯達山上成了朋友，當父親和貝爾琪絲的情人德米爾賭博時，她就和貝爾琪絲坐在“酒店質樸的酒吧”裡，邊喝茶邊織毛衣一直聊到後半夜。
“可憐的女人受了很多罪，先是貧窮，後是男人。很多，很多。”母親轉身對法特瑪女士說：“把我的咖啡拿到陽臺上去，我們要在那裡看葬禮。”
除了在美國的那幾年，我一直生活在其中的這套大公寓房的客廳和陽臺，因為正對著幾乎每天都會在裡面舉行一兩場葬禮的泰什維奇耶清真寺，所以兒時在陽臺上觀看葬禮，是我們認識神秘死亡的一項有趣和不可或缺的遊戲。清真寺，不僅僅是為伊斯坦布林的富有人家，也是為著名政治家、帕夏、記者、歌手和藝術家們做葬禮禮拜的地方，同時也是根據死者的級別，在軍樂隊或是市政府樂隊演奏的肖邦的《葬禮進行曲》中，靈柩被眾人扛在肩上慢慢抬到尼相塔什廣場上那段“最後旅途”的一個莊嚴起點。小時候我和哥哥會拿一個又長又重的枕頭扛在肩上，讓廚師貝科裡、法特瑪女士和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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