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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總是耷拉著嘴角，露出輕蔑和厭惡的神情。他習慣性地坐在小店門口等候顧客上門，每當鄰居家的孩子經過時，他總是朝一旁吐口唾沫，噘起的雙唇間擠出幾句話：“百萬孩子被他們殺了！你們這樣的小崽子！屠殺了他們！”他說此話時，並非含著悲傷，而是帶著仇恨、憎惡，彷彿在詛咒我們。
在拓荒者和不幸的小販之間的天平上，我的父母沒有清晰界定的位置。他們一隻腳踏在隸屬團體裡（他們是健康基金會成員，為社群基金捐款），另一隻腳則懸在空中。爸爸從心底裡接近“不隸屬者”的觀念，從傑伯廷斯基分裂出來的新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儘管他離這些人的槍炮非常遙遠。頂多，他用他的英語知識為地下工作服務，為不定期出版的富有煽動性的非法小冊子《背信棄義的阿爾比恩》撰稿。熱哈維亞區的知識分子對我的父母具有強烈的吸引力，但是馬丁·布伯倡導的和平主義理想，即在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建立一往情深的密切關係，完全摒棄建立希伯來國家的夢想，以便阿拉伯人能夠憐恤我們，恩准我們在這裡住在他們腳下，這樣的觀念在我父母看來是一種沒有骨氣的撫慰，一種怯懦的失敗主義，表現出猶太人在漫長的大流散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性格特徵。
我媽媽原來在布拉格大學讀書，在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完成學業，給準備考試的學生上家教課，講述歷史和文學。我父親在維爾納（今天的維爾紐斯）大學獲得到了學位，又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守望山校園獲得碩士學位，但他在希伯來大學沒有機會獲得教職。當時耶路撒冷有資格的文學專家的數量遠遠超過學生人數。更為糟糕的是，許多任課教師擁有真正的學位，即從著名的德國大學獲得的光燦燦的文憑，而不是像父親那樣拿的是波蘭人/耶路撒冷人的蹩腳文憑。他於是在守望山注的國家圖書館謀到了一個圖書管理員的職位，夜晚坐在那裡撰寫希伯來中篇小說論和簡明世界文學史。我父親是一位頗富教養、彬彬有禮的圖書管理員，表情嚴肅而羞怯，他繫著領帶，戴著一副圓框眼鏡，身穿一件有些破舊的西服。他對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點頭哈腰，跳上前去為女士開門，執著地行使著那麼一點點權利，充滿激情地用十種語言引用詩歌，總是表現出友善並好玩的樣子，不住重複一模一樣的玩笑曲目（他稱之為“趣聞軼事”或者“插科打諢”）。然而他的這些玩笑一般說來講得比較費勁，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幽默，而是我們在艱難時世裡有義務取悅他人所做的積極表態。
每當父親面對身穿卡其布衣服的拓荒者、革命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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