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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嫻熟的政治手腕。佛陀在入滅前，並未親自指定他為僧團的繼承者。迦葉審時度勢，經過一番運作，最終取得了控制僧團的實際權力，並挑選了五百比丘於合城外的七葉窟進行了初次經律結集。
王舍城結集完全由迦葉一手主持，難免會留下他的烙印。在誦定經律的過程中，他事實上成了佛陀教義的最後裁定者。後世佛法的流佈相傳，與這次結集有極大的關係。但在結集之初，他以修行程度不夠為由將佛陀侍者阿難排除在集會比丘之外就十分可疑。要知道阿難隨侍佛陀二十五年，對佛陀教義的原貌最為精熟，他博學多聞，人稱“佛法寶庫”，後來經部的誦出就是由他獨立完成的。迦葉嚴謹保守，重行戒律，性情剛愎自用，這在各類部派佛經的記載中所見多是。而佛陀在世時，他對阿難就非常倨傲不敬。阿難似乎是迦葉性格的反面，他個性溫和寬忍，善於貫徹變通。阿難曾成功勸服佛陀讓女性出家，迦葉當時就持極端反對的態度。後來，迦葉終於允准阿難參與結集，但阿難誦出的“微細戒可舍”的佛陀遺訓卻被他當場予以否決——理由是釋迦牟尼沒有具體指出哪些戒律屬於“微細戒”。
迦葉的專斷還表現在他與富樓那長老產生的教義分歧上。佛陀去世時，富樓那正在外地佈教，未及趕回。當他率領弟子到達時，結集已近尾聲。迦葉將結集情況向富樓那作了通報，希望他能認可同意。富樓那對律中有關禁止食法八事[1]提出了異議，認為不合佛陀的本意。被譽為“說法第一”的富樓那是第一個公開對迦葉主持的結集持不同意見的人。相傳他與佛陀最初五弟子之一的跋波率領未入選窟內結集的一千名比丘進行了窟外結集，此事在後期部派的律藏（南傳《善見律》、北傳《四分律》、《五分律》）中都有記載。
對佛陀教義的持守分歧，預示著後世僧團中保守與變通的兩大潮流。
高木繁護在書中大量引用了宇井伯壽那篇氣度恢弘、論述精到的《關於阿含經成立之考察》中的內容。兩人在學說上互為引證與支援，這足以解釋何以兩人當初會一起結伴到英國訪問。
在甄別原始佛典的方法上，高木繁護繼承並深入演繹了宇井伯壽提出的理論方法，認為現今所傳的經藏與律藏，絕不可看成是佛陀親說的傳承原型，提出了“應向佛陀的根本思想上去求”與“文字的比對印證相輔而行”的兩個重要觀點。而比對印證的基礎就是現存最早期的巴利文文字和漢譯文字。南傳巴利文五部尼柯耶（意為“經集”）都出自後期上座部某一支系，因所用語文接近佛陀在世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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