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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明白行使自由的技術，也無視於自由所隱括的倫理陷阱，卻先信仰了自由必須完整實踐。
“政之所以不得其平者，非患無新法，而患不守法耳。”當辜鴻銘說出這樣的話來，而被譏為守舊，豈不是莫大的冤枉？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有鑑於國事日蹙而亟思變法求新者，都以為重新佈置一套法律規範即有可能振衰起敝，往往不察民風士氣之淪喪極有可能是整體文化欠缺自律機制所致。
辜鴻銘非但敏銳地看出，“政之所以不得其平者，非患無新法，而患不守法耳”，還為這一種隱匿的集體失能找到了它的歷史根源。他認為，這種深遠的弊端，實起自太平軍興之後，清廷曾允許曾國藩以“便宜行事”，“自是而後，天下遂成內輕外重之勢”。接著，更嚴重的問題則是：
言洋務者，中外皆知李鴻章而不知有朝廷。北洋既敗，而各省督撫亦遂爭言辦理洋務，則雖動支百萬金，而度支不敢過問；雖招致私人聲勢震一省，而吏部卻不知其誰何者矣。此皆辦理外事漫無定章之所由來也。人見辦理外事既無定章可守，遂漸視內政之舊法亦可不必守也。
短短的一百多個字，把清季末葉從內亂而中興所帶來的陰暗影響，乃及於日後放令外交事務於一二大臣之專對，以至於內外皆無“法治”的過程，剖析得極見透徹。如此燃犀洞見，又豈可盡以“迂腐”“頑固”之詞貶之？
世人多知天津教案之後，傳教士、教民和極端民族主義分子之間的衝突無日無之，且愈演愈烈。辜鴻銘以其勢如匹練的筆鋒，在上海《字林西報》發表英文專論，並經倫敦《泰晤士報》轉載，其辯詰之所據、爭議之所本，大約可視為近代反殖民論述的先鋒，在國際論壇上直指英國人在華侵略之惡，挺身捍衛中國之被奴役與壓迫，可以說是發前人之所未發，而十足令彼邦知識界驚訝與歎服。
即使在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件大起，他仍然有大文章可作，還是用英文寫了一系列的專論，這些文章才堪稱是在思想層面向各國宣戰，當時發表於橫濱《日本郵報》（JaanMail）。日後彙整合《總督衙門檔案》（PaersfromaViceroy&aos;sYamen），是“白種人的負擔”所發出的最具震撼力的不平之鳴，其運用者，還是白種人熟悉卻未必能及的犀利修辭。
張之洞和辜鴻銘有其根本上的不同，兩人賓主相敬，雖然沒有搞到凶終隙末的收場，但是在重大政見上的扞格不入，一定程度上甚至阻礙了當時中國對外的進取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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