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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不管是在托普卡匹宫的图书馆，还是其他我觉得可能从那儿流落散佚的公立、私立图书馆，我都找不到任何文中所提到的那些在一六五二年至一六八○年间，呈交穆罕默德四世的文章和书籍。我只找到了一个线索：这些图书馆收藏了书中所说“左撇子誊写员”的其他作品。我搜寻翻看了一段时间，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曾给意大利大学的诸多大学写了无数的信，而此时，他们也给我寄来了令人失望的答复。我徘徊在盖布泽、占尼特希萨尔和于斯库达尔墓园的墓石间，希望找到作者的名字（虽然书名页未提，书中却曾提及），仍徒劳无功。我放弃了可能的线索，仅根据故事本身写了加入百科全书的条目。如同我所担心的那样，他们并未刊出这个条目内容，不是因为它缺乏科学证据，而是他们认为这个人物不够有名。
或许是这个缘故，更加深了我对这个故事的着迷。我甚至想过辞职抗议，但我喜欢这份工作和这里的朋友。有一段时间，我逢人就说这个故事，热烈得仿佛那是我写的，而不是我发现的。为了让故事听起来更有意思，我谈及它的象征价值、与当代事实的基本关联、我如何通过这个故事来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等等。当我说出这些主张时，那些关注政治、暴力、东西方关系或民主等主题的好奇的年轻人对此颇有兴趣，但他们和我的酒友们一样，很快就忘了我的故事。在我的坚持下，一名教授友人翻阅了这份手稿。归还文稿时他说，伊斯坦布尔街巷的木房子里，有着数以万计写满此类故事的手稿。住在这些房子里的无知的人们，不是把这些书当成《古兰经》放在碗橱顶端的神圣位置，就是把它们一页页撕下来点火用了。
所以，在一位戴眼镜且烟不离手的女孩鼓励下，我决定出版这个我一次又一次重新阅读的故事。读者们会发现，我把这本书修订为现代土耳其文时，并未刻意去追求行文的风格——看了几句这份放在桌上的手稿后，我就来到另一个房间的桌前，努力以当今的文字来描述我心中体悟的文稿意涵。选择这个书名的人不是我，而是同意印刷出版此书的出版社。看到前面献词的读者可能会问，其中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存在？我想，把一切看作与其他事物有关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癖好，因此，我也屈从这个通病，出版了这个故事。
法鲁克•达尔温奥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