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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亨利·米勒，並同時用一種滑稽的做愛故事取笑了他一把。這個故事也借用了一點羅斯的《波特諾的怨訴》。《偽裝》剛效法了一點安格斯·威爾遜的《山莓果醬》。我不記得每篇故事的淵源，但我肯定巡視了別人的領地，夾帶回來一點什麼，藉此開始創作屬於我自己的東西。”
我在很多年前的一篇文章裡，專門討論了作家之間的相互影響，我用過這樣一個比喻：一個作家的寫作影響另一個作家的寫作，如同陽光影響了植物的生長，重要的是植物在接受陽光照耀而生長的時候，並不是以陽光的方式在生長，而始終是以植物自己的方式在生長。我的意思是說，文學中的影響只會讓一個作家越來越像他自己，而不會像其他任何人。
麥克尤恩的寫作經歷同樣證明了這個道理。《立體幾何》裡關於神奇的敘述與生動的生活場景合二為一，可以讓我們聯想到納博科夫的某些段落；《夏日裡的最後一天》和《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會讓我們聯想到托馬斯·曼的敘述風格，從容不迫，並且深入人心；《與櫥中人對話》和《偽裝》或許與卡夫卡的那些奇怪的人生故事異曲同工；《舞臺上的柯克爾》似乎是與荒誕派話劇雜交而成的；《蝴蝶》裡的少年犯罪心理曾經是戈爾丁的拿手好戲，可是到了麥克尤恩筆下也是毫不示弱。
我想每一個讀者都可以從自己的閱讀經歷出發，為麥克尤恩的這些故事找到另外的文學源頭，找到麥克尤恩未曾閱讀甚至是未曾聽聞的文學源頭。而且同樣可以輕而易舉地為卡夫卡、托馬斯·曼、菲利普·羅斯、亨利·米勒、安格斯·威爾遜、納博科夫、戈爾丁他們找到文學源頭。為什麼？很簡單，因為這就是文學。
我喜歡引用這樣兩個例子，兩個都是笑話。第一個是法國人嘲笑比利時人的笑話：有一個卡車司機滿載著貨物行駛在比利時的土地上，由於貨物堆得太高，無法透過一個城門，就在司機發愁的時候，當地的比利時人自作聰明地向司機建議，將卡車的四個輪子取下來，降低高度後就可以透過城門。第二個來自中國古代的笑話：有一個人拿著一根很長的竹竿要過城門，他將竹竿豎起來過不去，橫過來也過不去，這人不知所措之時，一位白髮白鬚的老人走過來，稱自己雖然不是聖人，也是見多識廣，他建議將竹竿從中間鋸斷，就可以透過城門了。
這兩個笑話究竟是誰影響了誰？這樣的考證顯然是沒有意義的，也是沒有結果的。我舉出這樣兩個例子是為了說明，各民族的精神歷史和現實生活存在著太多的相似性，而文學所要表達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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