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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他的教育理論時，我們就已經相互認識了。”
李斯年恍然大悟，他記得杜威教授是在1904年離開芝加哥大學的，如果那之前他們就已經結識的話，算來已是近二十年的交情了。
舒爾曼先生關切地詢問道：“你是畢業了麼？你的老師現在還好嗎？去年他在京師講學的時候，我們還曾一起探討過教育學的諸多問題。”
李斯年將自己的情況解釋了一遍之後，說道：“難怪，老師曾提及，他的《實用主義哲學教育學新論》一文，正是根據去年的講學中與一位老友深入討論交流後的心得所撰寫的。”
聞言，舒爾曼先生也流露出愉悅的神情，他隨即向李斯年提出了一些哲學教育學方面的問題，彷彿是在考察這位老友的新弟子。而李斯年憑藉著在歸國途中對杜威教授筆記的深入研究，以及在教育學方面的深刻領悟，與舒爾曼先生相談甚歡。舒爾曼先生的一些獨到見解，更是讓他受益匪淺。
作為一位在米國頂級名校擔任了近三十年校長的教育家，舒爾曼先生在教育領域的學術貢獻堪稱卓越。他創新性地提出了“教學學術”的理念，並精準區分了幾種容易被混淆的教學方法。同時，他還長期致力於教學和教師教育的研究工作，對案例法在教師教育中的價值給予了高度重視。
這次意外的交談，不僅讓李斯年對教育學領域有了更為深入的瞭解，更拓寬了他的學術視野，對他未來的學術旅程也大有裨益。
在談話結束，李斯年即將離開的時候，舒爾曼先生語重心長的囑咐道：“年輕人，身為一名教育學家，我衷心希望你能夠珍惜青春，不斷求知與探索。在你們華國，官員和商人層出不窮，但真正融匯中西的博學之士卻難能可貴。願你能成為那樣的大學者，為世界貢獻你的智慧。”
李斯年聽到這段話很意外，但是對於舒爾曼先生的敬重卻加深了一層，他沒有說什麼，深深鞠了一躬就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