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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這是很難想象的。為什麼艱難締造了民國的孫先生居然也不大熱衷於革命黨的改造、以建設名副其實的共和政體呢?此中機關似也不難理解:在孫文的心目中,建立一個政黨政治的正常國家“道阻且長”,當前掃除反革命障礙的急務卻必須由一個剛性的革命政黨才能擔負。
宋、孫之間的這個矛盾並未表面化,原因之一是宋在北方的人望仍然是南京方面在彼時意欲爭取全國廣大同情和支援的利器。許多老同盟會的議員都樂於親附之,也願意追隨他贊成改組。
至於原本不贊成改組的,則發展成非宋之一系。這個系,就當時情形看來,還是孫(文)系居多,也未必真有什麼黃(興)系——實情正如黃遠庸所觀察的:黃興拉人進入改組後的國民黨之行動,要比孫文積極得多。
因此,宋的支持者才不得不向他人尋求奧援,其中之一是根植於立憲派的張謇、章炳麟、程德全、熊希齡所組織的統一黨。此黨成立才幾個月,忽而與民社、國民協進會、民國公會和一部分的國民黨組成了共和黨,忽而又在章太炎的宣言下恢復了獨立的身份,不論怎麼折騰,起碼這些人是相信政黨政治必須親力親為、早成早就的——這個想法,孫文當時根本不措意。
《政談竊聽錄》雖然開宗明義不苟同“黨人黨事”,然而並不表示黃遠庸不贊同或不傾心政黨政治。可是橘越淮而為枳,政黨政治一旦落實到中國當時的官場醬缸裡,雖豪傑之士亦不能自樹立耳。在“黨中有系”這個議題上,他輕描淡寫了兩句話:“系之雲者,自其部下言之;若首領先自有系,則部下不將日日鬥毆乎?”
即使話是這樣說的,黃遠庸仍然有其不能遮掩的欹側之情。以他所揭舉的孫系、宋系、黃系觀之,在說到宋教仁的時候,他還是會引用“極稱黃克強而鄙薄宋遯初”的人所說的話:“不曰其能力薄弱,即曰其氣分不陽。”此語雖然帶些玩笑意,也頗近謔了。然而一說到黃克強,便是這般口吻:“記者眼光中之黃克強,蓋一率直熱誠之人。其主張厲行國民捐及不換紙幣,正是其熱誠過人處。然其政治思想之不適於今日可見,顧其條理縱不及遯初,而終異於□□之大言無實。故若記者管窺蠡測之見不甚謬誤,則記者願為宋系而兼黃系,絕對的不願為□系也。”
我手頭的這個版本,雖然經史學家吳相湘教授勘訂,前言稱其“比商務版刪去的少而增加的多”,但是這兩處三個“□”仍令人生厭——雖然抹去了原文,誰又猜不出,它所遮掩的不就是孫文嗎?
《遠生遺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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