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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散文書店
哥倫比亞特區
在我們的生活中，有些習慣會變成習俗，而習俗會變成迷信。我自己便親身體驗了類似的演變。1988年10月，我第一本書的創作接近尾聲。這本書描寫的是1966年美國西點軍校的一個班。結尾一幕發生在軍校公墓，那麼多在越戰中喪生計程車兵就長眠於此。我將學校牧師的哀思作為全書的結尾：“我愛他們，全心全意地愛著他們。”
現在幹嗎？我問自己。作家們寫完初稿時通常會做什麼？我從寫字檯邊起身，套上運動鞋出了門。沿著猶他街往前走，在內布拉斯加大道右轉，穿過康涅狄格大道，我來到了一座零售大樓前。這座大樓看起來枯燥無味，但裡面有一家不起眼的簡陋小店，數年之後成了華盛頓的社群文化中心；它便是政治與散文書店（Politics Prose Bookstore）。我想，這就是作家們寫完書後要做的事情：他們應該尋求其他作家的陪伴，或者至少透過他們的作品來交流。那個秋天，我在政治與散文書店與許多非同凡響的新書不期而遇：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斯蒂芬·霍金的《時間簡史》和湯姆·沃爾夫的《虛榮的篝火》等，它們成了我美妙的發現。
1992年秋，我剛完成我的第二本書，便又一路小跑去了政治與散文書店。這已經成了我的習慣。2000年，2003年，2006年，我一直維持這個習慣，最近一次在2012年3月。這個慣例好像成了一種迷信，我害怕打破它會給自己帶來黴運。對我來說，造訪政治與散文書店就像是塊壓頂石，不做這件事我的書就不算真正完成了。流連忘返於書架之間相當於在書本最後一頁打上“結束”二字，但前者更為有趣。
政治與散文書店在華盛頓切維蔡斯社群開業後不久，我和家人就搬到了這裡。1984年秋，卡拉·科恩開了這家書店，經營當時的熱門書籍，比如羅伯特·陸德倫的《阿基坦行動計劃》和汽車公司高管李·亞科卡的同名回憶錄，還有芭芭拉·塔奇曼的《愚蠢進行曲》、尤多拉·韋爾蒂的《一個作家的開端》和本地作家鮑勃·伍德沃德的一本名為《連線——約翰·貝魯什的短暫一生》的令人好奇的傳記。卡拉出生於巴爾的摩，曾經是城市規劃師，也擔任過聯邦住房官員。她聰穎、愛社交、有魄力，曾公開表示要將政治與散文書店經營成“自己願意去的書店”。另一位本地作家、書店贊助人羅恩·薩斯坎德後來評論道：“有幾百位作家都將卡拉視作自己的理想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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