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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廊。雨果的敵人們定了劇院的包廂，卻讓包廂空著，以便讓報紙刊登空場的訊息。他們即使去了劇院，也背對舞臺而坐，手裡拿著份報紙，假裝聚精會神在讀報，或者互相做著鬼臉，輕蔑地哈哈大笑，有時候尖聲怪叫和亂吹口哨。維克多·雨果安排了三百個座位由自己來支配，於是三百個雨果的支持者銅牆鐵壁似的保護著舞臺，這裡面幾乎容納了整個19世紀法國藝術的精華，有巴爾扎克，有大仲馬，有拉馬丁、聖伯甫、夏爾萊、梅里美、戈蒂葉、喬治·桑、杜拉克洛瓦……波蘭人肖邦和匈牙利人李斯特也來到了巴黎。後來，雨果夫人這樣描述她丈夫的那群年輕的支持者：“一群狂放不羈，不同凡響的人物，蓄著小鬍子和長頭髮，穿著各種樣式的服裝——就是不穿當代的服裝——什麼羊毛緊身上衣啦，西班牙斗篷啦，羅伯斯庇爾的背心啦，亨利第三的帽子啦——身穿上下各個時代、縱橫各個國家的奇裝異服，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在劇院的門口。”
這就是那個偉大時代的開始。差不多是身在德國的荷爾德林看到了滿街的工匠、思想家、牧師，主子和奴才，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可是看不到一個“人”的時候，年輕一代的藝術家開始了他們各自光怪陸離的叛逆，他們的叛逆不約而同地首先將自己打扮成了另一種人，那種讓品行端正、衣著完美、纏著圍巾、戴著高領、正襟危坐的資產階級深感不安的人，就像李斯特的手在鍵盤上掠過似的，這一小撮人使整個19世紀像鋼絲一樣晃動了起來。他們舉止粗魯，性格放蕩，隨心所欲，裝瘋賣傻；他們讓原有的規範和制度都見鬼去。這群無政府主義者加上革命者再加上酒色之徒的青年藝術家，似乎就是荷爾德林希望看到的“人”。他們生機勃勃地，或者說是喪心病狂地將人的天賦、人的慾望、人的惡習盡情發揮，然後天才一個一個出現了。
可是勃拉姆斯的作品保持著一如既往的嚴謹，他生活在那個越來越瘋狂，而且瘋狂正在成為藝術時尚的時代，而他卻是那樣的小心翼翼，講究剋制，懂得適可而止，避免奇談怪論，並且一成不變。他似乎表達了一個真正德國人的性格——內向和深沉，可是他的同胞瓦格納也是一個真正的德國人，還有荷爾德林式的對德國心懷不滿的德國人，瓦格納建立了與勃拉姆斯完全相反的形象，一種可以和巴黎遙相呼應的形象，一種和那個時代不謀而合的形象。對照之下，勃拉姆斯實在不像是一個藝術家。那個時代裡不多的那些天才幾乎都以叛逆自居，而勃拉姆斯卻心甘情願地從古典的理想裡開始自己的寫作；那些天才儘管互相讚美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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