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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不管是在託普卡匹宮的圖書館，還是其他我覺得可能從那兒流落散佚的公立、私立圖書館，我都找不到任何文中所提到的那些在一六五二年至一六八○年間，呈交穆罕默德四世的文章和書籍。我只找到了一個線索：這些圖書館收藏了書中所說“左撇子謄寫員”的其他作品。我搜尋翻看了一段時間，但我已經筋疲力盡了。我曾給義大利大學的諸多大學寫了無數的信，而此時，他們也給我寄來了令人失望的答覆。我徘徊在蓋布澤、佔尼特希薩爾和於斯庫達爾墓園的墓石間，希望找到作者的名字（雖然書名頁未提，書中卻曾提及），仍徒勞無功。我放棄了可能的線索，僅根據故事本身寫了加入百科全書的條目。如同我所擔心的那樣，他們並未刊出這個條目內容，不是因為它缺乏科學證據，而是他們認為這個人物不夠有名。
或許是這個緣故，更加深了我對這個故事的著迷。我甚至想過辭職抗議，但我喜歡這份工作和這裡的朋友。有一段時間，我逢人就說這個故事，熱烈得彷彿那是我寫的，而不是我發現的。為了讓故事聽起來更有意思，我談及它的象徵價值、與當代事實的基本關聯、我如何透過這個故事來理解我們這個時代，如此等等。當我說出這些主張時，那些關注政治、暴力、東西方關係或民主等主題的好奇的年輕人對此頗有興趣，但他們和我的酒友們一樣，很快就忘了我的故事。在我的堅持下，一名教授友人翻閱了這份手稿。歸還文稿時他說，伊斯坦布林街巷的木房子裡，有著數以萬計寫滿此類故事的手稿。住在這些房子裡的無知的人們，不是把這些書當成《古蘭經》放在碗櫥頂端的神聖位置，就是把它們一頁頁撕下來點火用了。
所以，在一位戴眼鏡且煙不離手的女孩鼓勵下，我決定出版這個我一次又一次重新閱讀的故事。讀者們會發現，我把這本書修訂為現代土耳其文時，並未刻意去追求行文的風格——看了幾句這份放在桌上的手稿後，我就來到另一個房間的桌前，努力以當今的文字來描述我心中體悟的文稿意涵。選擇這個書名的人不是我，而是同意印刷出版此書的出版社。看到前面獻詞的讀者可能會問，其中是否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存在？我想，把一切看作與其他事物有關聯，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癖好，因此，我也屈從這個通病，出版了這個故事。
法魯克•達爾溫奧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