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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秋雨：從馬可·波羅到利瑪竇，世界朦朦朧朧地看到了中國，中國也朦朦朧朧地看到了世界，但是終於走向了悲劇性的拐點——兩種文明產生了嚴重的軍事衝突，而且中華文明一敗再敗。到這時，悠久的中華文明不得不放下架子，認真面對強大的西方文明，心態非常複雜。崩潰、沮喪、氣惱、仇恨，包裹著更加變態的自大、保守、固執，使中國的集體精神一下子陷入汙泥深潭。任何再輝煌的回憶反而加深了失敗的體驗，結果，連秦、漢、唐、宋也一起失落，大家都處於一種“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心情之中。
中國人在十九世紀後期遇到的災難，首先是軍事的，因此我們直到今天也習慣於從軍事失敗的角度去看。有些學者的思想比較深刻，認為在軍事失敗背後，是政治失敗和文化失敗。但是在我看來，說文化失敗有點不準確。中華文化畢竟已經延續了幾千年，在別的文明一輪相繼滅亡和中斷的過程中一直維持著自己的生命，到十九世紀，還沒有充分的理由判定它已經面臨滅亡。但是毫無疑問，這種過於長壽的文化在生存狀態上確實出現了一系列難以逾越的障礙。在沒有逾越的時候，看上去像是不可逾越。
中華文化在當時的生存狀態，可以用“僵滯”一詞來概括。
一切都源於陳規，一切都不能改變，即使知道出現了大災難也不知如何應對。這種文化生態，感受最深的是第一批外交官和留學生。他們處於兩種文化尷尬相遇的前沿。
我曾查閱過中國首任駐英、法公使郭嵩燾的一些資料，覺得很能說明問題，不妨在這裡說幾句。
郭嵩燾1875年準備出使的時候，中國上層文化界都在阻止他，理由是，與洋鬼子打交道，就不是正派人。連他的很多朋友都認為，做外交官就是半個漢奸。這不僅僅是無知，比之於七世紀大唐長安出現過的世界多種文化密集交融的景象，這實在是中華文化的一場滑坡式的倒退。
郭嵩燾強烈地感受到了這種倒退，因此特意寫了一本書叫《使西紀程》來介紹西方文明，沒想到這本書裡提到的一些翻譯名詞，引起了中國上層文化界一致而又強烈的反彈。那些名詞，是中國原有片語裡所沒有的，卻反映了西方文明的新成果，例如“赤道”、“經度”、“緯度”、“國旗”、“新聞”等，由郭嵩燾首先寫出來，就成了對中國語文大逆不道的背叛。著名學者李慈銘認為，用中國字寫下這些詞彙，“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這實在是一種完全失控的憤怒。另一位高官張佩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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