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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秋雨：唐代的文人總的說來是自由的，但是突如其來的社會動盪使他們每個人都狼狽不堪，不知所措。而宋代的情況就大為不同了，傑出的文人常常會擔任重要的官職，面對社會接連不斷的動盪，宋代文人似乎早就有多種思想準備，包括捐軀，包括毀滅。
我前面說過，宋代空前絕後地把一些最高等級的文化大師放到了最高等級的行政職位上，這就出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很少遇到過的高烈度冶煉，也讓中國文化承受了一次奇特的考驗。對於這個題目，我本來覺得可以輕輕放過了，但昨天一想，還應該再談論幾句，因為這在中國文化史上也是一種特殊的範例。
讓頂級文化大師擔任頂級行政職務，這個歷史現象，你們平時想過沒有？對於這幾個文化人，你們有什麼印象？
羅璞：就說王安石吧，其實他很有才華，二十一歲就中了進士。由於他文學上的才華以及治國上的才幹，很早就名動朝野。後來成了改革派的中流砥柱和旗手，掀起了一場比較大的政治風潮。
僅憑“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就已經確定他在詩歌領域的地位了，王安石變法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這個變法在世界歷史的研究者心目當中都有重要的地位，任何一本歷史書都不可能忽略。
呂帆：司馬光不僅會砸缸，還是個很偉大的政治家。他對王安石的變法一直持反對態度，他自己就說“先王之法不可變也”，我們就姑且稱他為保守派吧。另外，司馬光也是非常厲害的史學家，主持編撰了大部頭的《資治通鑑》，我至今還沒看完呢。而相對於司馬光和王安石，蘇軾的政治立場就比較擰，林語堂說他專門在政治上唱反調。新黨實行改革的時候，他覺得改革過激了；舊黨上臺了，他又覺得推翻了改革措施不好。記得秋雨老師曾經說過，蘇軾是死在政治上，生在文化上，這很貼切。
王牧笛：還有一個人我們不能忽視，就是范仲淹。他的“慶曆新政”還在王安石之前。從今天看，他應該算是一個平民偶像吧，從小家庭貧困，後來勤學苦練終於當到了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他的“慶曆新政”主要是針對當時腐朽的官僚政治，可惜過於激烈，這些措施最後被仁宗皇帝給廢除了。
餘秋雨：這樣的頂級文化人在從政時有個特點，就是他們在文化上的成就使他們對一系列社會理念很難動搖。他們不像一般的政治人物那麼長袖善舞，左右逢源，因此各種矛盾就比較複雜了。
像范仲淹，他想從原有的官僚體制裡面做改革，憑藉著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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