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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屈原不管受到多大委屈，對楚懷王的情感一直無邊無沿。他走得再遠，也把楚懷王作為一個傾訴物件。因此，不管我們多麼責怪楚懷王，他也是屈原詩歌中的一個主角。我這麼說，又是文學思維與政治思維的一個重大區別了。
即使從政治思維來說，楚懷王也讓屈原割合不下。楚懷王能夠在屈原那麼年輕的時候對他加以重用，可見眼光獨到。他交給屈原的任務，也是當時楚國政治、外交上的敏感點，因此他不能不對屈原的所作所為高度敏感。屈原不可能傲視楚懷王，但純淨如他，又必然把楚懷王對他的任用看做是一種全方位的信任，因此不會曲意奉承，只會岸然自得，這種神情也會讓楚懷王覺得不舒服。而這種不舒服哪怕只有一點點，也是小人挑撥的起點。屈原始終不敢承認，他對楚懷王一廂情願的知心判斷只是一種幻覺。由幻覺所產生的期待又切斷了他與楚懷王進行政治對話的正常方式，這就造成了無可挽救的分裂。
正是這種分裂，產生了一種正面效果：使中國的文學和詩歌，從政治語境中分裂出來，漸漸自立自為。屈原，在流放地讓詩歌流放，並因流放而獨立，而偉大。屈原的生平記載是從遭受誣陷開始的，諸子百家中只有韓非子與他相似。但韓非子主張殘酷的刑罰，所以很少得到後人的同情。因此，由屈原，人們開始用集體情感救贖一個個遭受誣陷的文人。
諸子百家的流浪是一種主動選擇，而屈原的流浪卻是一種被迫無奈，這又構成了另一個起點：自屈原以後，中國知識分子主動流浪的人越來越少，被迫流浪的人卻越來越多，最終組成數量龐大的貶官文化。屈原就是貶官文化的起點。
現在我建議談談屈原流放的事情。
王牧笛：屈原的第一次被放逐與一次外交災難有關，他生於“天下一統”的前期，一個縱橫捭闔的外交時代。當時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要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要聯合誰？反對誰？”作為政治家的屈原，對這個問題的判斷是比較準確的，那就是“聯齊共抗虎豹之秦”。可是，在某種程度上說，他的實踐是失敗的，尤其是他出使齊國，而秦國的張儀出使楚國，在這場PK中，屈原輸給了張儀。原因很簡單，屈原的高貴人格中容不下欺騙。張儀用“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的謊言欺騙了楚國，取得了外交聯合中的勝利。張儀也好，蘇秦也好，韓非子也罷，作為政治家，他們雖說失去了祖國，但贏得了天下，是成功的。但屈原失去了天下，也失去了祖國。他的被放逐、流浪是一種宿命。
劉璇：屈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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