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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樣開始了他的敘述，他從一開始就建立起內心與現實的衝突，內心的高尚和生活的恥辱重疊到了一起，同時又涇渭分明。
還有一位作家福克納，在其《喧譁與騷動》的第一頁這樣寫道：
透過柵欄，穿過攀繞的花枝的空當，我看見他們在打球。他們朝插著小旗的地方走過來，我順著柵欄朝前走。勒斯特在那棵開花的樹旁草地裡找東西。他們把小旗拔出來，打球了。接著他們又把小旗插回去，來到高地上，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
顯然，作品中的“我”不知道他們是在打高爾夫球，他只知道：“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他也不知道勒斯特身旁的是什麼樹，只知道是一棵開花的樹。於是我們明白了這是一個十分簡單的頭腦，世界給它的影象只是“這人打了一下，那人也打了一下”。
在這裡，福克納開門見山地告訴了自己，他接下去要描敘的是一個空白的靈魂，在這靈魂上面沒有任何雜質，只有幾道深淺不一的皺紋，有時候會像湖水一樣波動起來。於是在很多年以後，也就是福克納離開人世之後，我有幸讀到了這部偉大作品的中譯本，認識了一個偉大的白痴——班吉明。
卡夫卡、霍桑、福克納，在他們各自的長篇小說裡，都是一開始就確立了敘述與現實的關係，而且都是簡潔明瞭，沒有絲毫含糊其詞的地方。他們在心裡都很清楚這樣的事實：如果在作品的第一頁沒有表達出作家敘述的傾向，那麼很可能在第一百頁仍然不知道自己正在寫些什麼。
真正的問題是在合約簽訂以後，如何來完成，作家接下去的寫作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對合約的理解。作家在寫作之前，有關這部長篇小說的構想很可能只有幾千字，而作品完成之後將會在十多萬字以上。因此真正的工作就是一日接著一日地坐到桌前，將沒有完成的作品向著沒有完成的方向發展，只有在寫作的最後時刻，作家才有可能看到完成的方向。這樣的時刻往往只會出現一次，等到作家試圖重新體會這樣的感受時，他只能去下一部長篇小說尋找機會了。
因此，長篇小說的寫作過程，是作家重新開始的一段經歷，寫作是否成功，也就是作家證明自己的經歷是否值得。當幾個陌生的名字出現在作品的敘述中時，作家對他們的瞭解可以說是和他們的名字一樣陌生，只有透過敘述的不斷前進和深入，作家才慢慢明白過來，這幾個人是來幹什麼的。他們在作家的敘述裡出生，又在作家的敘述裡完整起來。他們每一次的言行舉止，都會讓作家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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