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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刊來消磨人生，相互之間展開激烈的政治論爭，令我有些想起在凱里姆亞伯拉罕時，斯塔施克·魯德尼基、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克洛赫瑪爾先生、巴·伊茲哈爾和倫伯格先生的爭論。（我到那裡時，基布茲的老光棍幾乎都是四十五歲左右了。）
在讀報室的後邊，還有一個房間，幾乎無人問津，叫作自習室，基布茲委員會的成員有時在那裡開會，有時也在那裡舉行各種集體活動，但多數情況下那裡是空的。在一個鑲玻璃面的櫃子裡，擺放著一排排枯燥無味、令人生厭、沾滿灰塵的《青年勞動者》、《勞動婦女月刊》、《田野》、《時鐘》，以及《達瓦爾年鑑》。
每天晚上，我就是去這裡讀書讀至半夜時分，直至上下眼皮打架。也是在這裡，我重新開始了創作，沒有人看見，我感到羞愧，感到卑微與無足輕重，充滿了自我厭惡。我離開耶路撒冷到基布茲，當然不是為了寫詩寫小說，而是為了獲得新生，拋棄一堆堆語詞，裡裡外外曬得黑黝黝的，成為一個農業勞動者，一個耕耘土地的人。
但很快我便明白，在胡爾達，即使最為農業（地地道道）的農業勞動者夜晚也讀書，終日探討書。當他們採摘橄欖時，他們不可開交地爭論托爾斯泰、普列漢諾夫、巴枯寧，爭論是實行永久革命還是在一個國家進行革命，爭論在古斯塔夫·蘭道爾的社會民主與平等價值和自由價值之間，以及二者與追求人的兄弟關係之間存在著的永恆衝突。在養雞房裡撿雞蛋時，他們爭論如何在鄉村背景裡恢復慶祝古老猶太節日的儀式。修剪一架架葡萄時，他們對現代藝術擁有不同見解。
更有甚者，他們當中有些人，儘管獻身農業，全心全意忠誠於體力勞動，但寫風格質樸的文章。他們多數描寫日常爭論的話題，但是在每兩週一次發表在地方通訊上的一些文章裡，他們偶爾允許自己在猛烈的論證與愈加猛烈的反證當中，加大抒情力度。
如同在家裡一樣無拘無束。
我確實試圖一勞永逸拋棄學術世界，與自己的出身背景抗衡，我出了油鍋，又跳入了烈火，“好像人躲開獅子又遇見熊”。應該承認，這裡的辯論者要比坐在約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桌旁的辯論者黝黑得多，他們頭戴布帽，身著工作服和笨重的皮靴，他們講的不是帶有俄文腔的誇誇其談的希伯來語，而是幽默詼諧的希伯來語，帶有加利西亞或比薩拉比亞意第緒語那聲情並茂的味道。
圖書管理員謝夫特爾，與約拿大街書店和借閱圖書館老闆馬爾庫斯先生一樣，對我不可遏止的讀書渴望心存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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