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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問到，卡利普究竟與我有多少相似之處。童年生活的細節——逛商店買東西，在窗邊望著阿拉丁的店鋪，和真實的卡瑪爾女士的對話，獨自一人的週六之夜，整夜在街道遊蕩——這些或許與卡利普類似。但他最基本的孤獨，病態一般滲入體內的憂鬱，他生活中哀傷無比的黑暗——對這些，我可以開心地說，我的傷口沒有他那麼深。對他能夠承受自己的逆來順受、不苟言笑和痛苦哀傷，我甚至有些忌妒，一如我欣賞他儘管不得不忍耐，卻對生活有著堅定的信念。也正因為我不如卡利普那般堅強，我才成為了一個作家。
1985年，我開始在自己那間愛荷華大學的小宿舍裡寫《黑書》。透過窗戶，可以看到山毛櫸樹透出深秋的紅色。後來，我來到妻子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宿舍內，在從哈萊姆買來的桌子旁繼續寫作。桌子同樣被擺在窗邊，望出去可以看見晨曦公園。只要抬起頭，我就可以看到松鼠在沿著公園的小徑上蹦跳，毒販子搶劫過往行人（我也有過類似遭遇），甚至在我眼皮底下殺人越貨。曾有人看到達斯汀·霍夫曼在此等待拍攝《伊斯達》外景，那是一部極其失敗的電影。我有一間六英尺長、四英尺寬見方的工作間，位於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那裡有四百萬冊藏書。我這個位於圖書館頂層的房間，總是煙霧繚繞，可以俯視學校的中央操場，許多學生常常漫步於此。我一直繼續創作，不論是在塔斯維奇耶大道那間狹小的公寓裡（耶拉的秘密辦公室就坐落於此，那裡的暖氣與木地板總是嘎吱作響），還是在黑貝里亞達那棟後來被賣掉了的避暑屋內（從窗戶望出去，可以看到森林和遠處的海岸線）。從埃倫寇伊公寓，可以望見千家萬戶的窗戶，我在那裡完成了《黑書》的最後幾頁。在那些享樂的沉浸在寫作之中，一盒接一盒抽菸的夜晚，我可以看到電視螢幕的熒光逐個消失。回想那些日子，當我的耳朵適應了伊斯坦布林式的寂靜（遠處的犬吠聲，樹葉的嘩嘩聲，警笛聲，垃圾搬運車駛過，還有酒醉之人走過的聲音）；當我可以隨心所欲地抽菸，寫作，這時，我就發現，自己有多麼的愉悅——正如迷失在小說神秘的中心時，我就會沉浸在那種心神眩暈的疲憊的喜樂和憂慮之中，直至清晨。而那中心有時甚至對我來說，也是關閉著的。
[1] 土耳其著名電影女星、導演。
[2]博斯（約1450—1561），尼德蘭中世紀晚期的重要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