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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作家張愛玲的祖父，也極為保守，認為郭嵩燾這樣的“悖謬之人”，“勢必混亂人心”。郭嵩燾的“悖謬”，除了上面所說的那些翻譯名詞如赤道、經度、緯度外，還表現在生活方式上。他的副手劉錫鴻曾經揭發他十大罪狀，其中最嚴重的無非是在國外參加一些活動時遵循了西方的“尊位”習慣；又如，連郭嵩燾對軍士表示尊重、與外國商人握手、在風中參觀炮臺時披了一件英國大衣、用外國銀器裝著外國糖果待客，等等，都成了他被撤職的原因。中國文化，在這裡成了極度敏感、極度小心眼的戒律，顯得那麼令人厭煩。唐代玄奘翻譯佛經發明和提出了多少聞所未聞的詞彙和概念？明代徐光啟翻譯《幾何原本》時又發明了多少用漢文寫出的數學命題？為什麼到了十九世紀晚期反而不可以了？這證明，當時的中國文化已經太弱太弱，弱得連一丁點兒文化自信都沒有了。但是，既然有過了玄奘和徐光啟，那就能反過來證明，中國在十九世紀晚期表現出來的不良文化生態，不能代表中國文化的本性。
郭嵩燾在歐洲外交界大受歡迎，他溫文爾雅的君子風度成了歐洲人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人格媒介，由此進一步證明，中國文化在人格追求上的範型，在十九世紀晚期並沒有消失它的魅力。只可惜，當時的國內政治體制所導致的整體文化生態已經腐朽，使郭嵩燾立即成為圍啄的物件。這實在是中國文化的自身悲劇。郭嵩燾終於被撤職了，作為中國文化有可能與西方溝通的代表者，愴然回國。在倫敦的三十幾個國家的外交使團怎麼也合不得他。
郭嵩燾回來以後沒地方去，只能回家。1879年他終於回到了故鄉長沙。
讓人詫異的是，連故鄉也徹底排斥他。上至長沙的巡撫大人，下至所有的官員對他完全不予理會。而且，長沙的街上竟然出現了“大字報”，上面寫著，我們拒絕勾結洋奴的漢奸。郭嵩燾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中鬱鬱寡歡，很快去世了。嚴復給他寫了一副輓聯，其中一句是“惟公負獨醒之累”，指出郭嵩燾的悲劇，在於大家都睡著的時候，只有他獨個兒先醒了。這種“獨醒”，必然會成為一種沉重的負累。
在我看來，郭嵩燾事件不是外交事件，而是文化事件。
幸好，就在郭嵩燾去世二十年後，辛亥革命爆發，一切就不一樣了。
現在中國學術文化界有一種說法，認為辛亥革命和後來的五四運動把中國傳統文化割斷了。我覺得持這種觀點的人不用功，想當然，把辛亥革命前的中國當做了唐代或宋代。其實，如果沒有辛亥革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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