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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拉隆功大學的校園裡空無一人。管理人將宋漢城、高木直子和沙地帶到了亞洲研究所檔案室。
穿過檔案室的資料架，他們來到了閣樓上的一間儲藏室，“日暹協會”當年的檔案卷宗如今就鎖在這個房間裡。“二戰”結束前一年，隨著親日軍人政府的倒臺，這段與日本結盟的歷史記錄就被轉移到了這所泰國第一學府。原先只是暫時存放，最終卻因無人問津，永久存放在了這裡。
燈開啟了，空氣中瀰漫著紙張黴變的特有氣味。因為有人走動，揚起的細微粉塵在燈光下飛舞著。
這間七八十平方米的房間沒有窗戶，靠牆而設的抽屜式資料櫃讓室內空間更顯逼仄促狹。當年，這些資料定然連同櫃子一起被轉移到了這裡。
“您有這裡所藏卷宗的目錄索引嗎？”沙地問管理人。
“目錄在左邊第一個書櫥的抽屜裡。不過，這份清單只是一個很粗略的目錄，當初接手時只是大致作了個歸類。”
如此看來，他們今晚得在這裡好好翻箱倒櫃一番了。
那份目錄只是按照年份、月份大致作了分類，加上在搬運過程中打亂了順序，因此，檔案檔案的放置並無規律可循。這些檔案大多采用泰日雙語寫成。
在房間中央的書桌上，宋漢城、直子和沙地開始翻檢起這些陳年舊物。
“日暹協會”的這些檔案大多涉及當時的非官方往來活動。一九四一年泰日兩國簽訂了“日泰同盟條約”，一九四二年十月雙方在東京簽署了文化條約，其中包括把日語定為泰國第二國語，日本試圖在文化上向泰國滲透，以使泰國滿洲化。“日暹協會”正是從這一時刻開始具備了某種戰略意義。宋漢城判斷，高木繁護主導的這個調查專案可能就是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之間完成的，在他即將加入遠征考察隊、給史梯德寄出最後一封信的日期之前。
文書往來、備忘錄、雙方互訪安排、演講稿，甚至有在泰國學校推行日語教學課程的規劃，足見日本當時在東南亞的用心之細。
而泰國在二十世紀的兩次大戰中都實施了巧妙的騎牆策略，每次都選擇了一個陣營投靠，依靠柔韌甚至不失為狡詐的外交手腕，竭力避免捲入戰爭。
管理人不解地看著這三個古怪的人。但校長指示他要全力配合，因此此時也在旁邊幫著整理這些檔案。
一個小時過去了，仍然沒有找到那份報告。
沙地問管理人當年“日暹協會”的檔案檔案是否都在此處，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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