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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大橘子。
我讀的是中國文學系，但是大部分時間是看翻譯小說。當時在聯大比較時髦的是A·紀德，後來是薩特。我二十歲開始發表作品。外國作家中我受影響較大的是契訶夫，還有一個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我很喜歡阿索林，他的小說像是覆蓋著陰影的小溪，安安靜靜的，同時又是活潑的，流動的。我讀了一些弗吉尼亞·伍爾芙的作品，讀了普魯斯特小說的片段。我的小說有一個時期明顯地受了意識流方法的影響，如《小學校的鐘聲》、《復仇》。
離開大學後，我在昆明郊區一個聯大同學辦的中學教了兩年書。《小學校的鐘聲》和《復仇》便是這時寫的。當時沒有地方發表，後來由沈先生寄給上海的《文藝復興》，鄭振鐸先生開啟原稿，發現上面已經叫蠹蟲蛀了好些小洞。
一九四六年初秋，我由昆明到上海。經李健吾先生介紹，到一個私立中學教了兩年書。一九四八年初春離開。這兩年寫了一些小說，結為《邂逅集》。
到北京，失業半年，後來到歷史博物館任職。陳列室在午門城樓上，展出的文物不多，遊客寥寥無幾。職員裡住在館裡的只有我一個人。我住的那間據說原是錦衣衛值宿的屋子。為了防火，當時故宮範圍內都不裝電燈。我就到舊貨攤上買了一盞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燈。晚上燈下讀書，不知身在何世。北京一解放，我就報名參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團。
我原想隨四野一直打到廣州，積累生活，寫一點剛勁的作品。不想到武漢就被留下來接管文教單位，後來又被派到一個女子中學當副教導主任。一年之後，我又回到北京，到北京市文聯工作。一九五四年，調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
自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八年，我一直當文藝刊物編輯。編過《北京文藝》、《說說唱唱》、《民間文學》。我對民間文學是很有感情的，民間故事豐富的想象和農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鮮和韻律的精巧使我驚奇不置。但我對民間文學的感情被割斷了。一九五八年，我被錯劃成右派，下放到長城外面的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將近四年。
這四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和農業工人（即是農民）一同勞動，吃一樣的飯，晚上睡在一間大宿舍裡，一鋪大炕（枕頭挨著枕頭，蝨子可以自由地從最東邊一個人的被窩裡爬到最西邊的被窩裡）。我比較切實地看到中國的農村和中國的農民是怎麼回事。
一九六二年初，我調到北京京劇團當編劇，一直到現在。
我二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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