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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墮落的快樂。或許我應該改變一下措辭：我們有時會發現放任自流可以讓人快樂，甚至帶來輕鬆，這樣的經歷我們一定都有過。甚至，當我們一遍又一遍地說自己毫無價值，彷彿重複可以讓它成真時，我們會突然擺脫所有那些必須聽從的道德律令，擺脫必須遵紀守法、必須咬緊牙關努力仿效他人所帶來的令人窒息的擔憂。而別人對我們的侮辱與我們的自我羞辱，則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一來，我們就有了好去處，可以幸福地沉醉於我們自己的存在、氣味、邋遢和習慣之中。在這裡，我們放棄了所有自我改善的希望，不再對他人抱有樂觀的幻想。這休憩之處是如此舒適，以至於對給自己帶來了當下的自由和獨處的憤怒和自私之心，我們不禁心生謝意。
正是這樣，時隔三十年後，我再次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時，才會感觸尤深。少年時代，我第一次讀到這本書時，對於獨自流浪在大城市聖彼得堡的主人公頗不以為然，他的快樂和墮落皆出自他的憤怒。他以銳如刀鋒的機智嚴厲抨擊自己目睹的一切。我當時把這位主人公地下室人當做《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中拉斯科爾尼科夫的變體，那是一個完全喪失了罪惡感的人。憤世嫉俗給主人公增添了逗趣的邏輯和極富魅力的腔調。十八歲時，我第一次讀《地下室手記》，對這本書非常重視，因為它公開表達了許多我自己尚未表露過的、有關我在伊斯坦布林生活的種種想法。
年輕時，我會輕而易舉地認同那些脫離社會、幽居獨處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堅信“活過四十歲是可恥的事情”，這句話尤其讓我覺得振聾發聵。陀思妥耶夫斯基讓這話從一個四十歲的主人公嘴裡說出，而他自己當時四十三歲。但同時我也知道，他斷絕與自己國家的關係是因為受到了西方文學的毒害。我也相信，過度的自我意識——或者，甚至可以說，任何形式的意識——都是一種疾病。我明白他如何透過自責減輕痛苦，併為何會覺得自己的臉長得愚蠢，以及為何會沉溺於問自己這樣的問題：“對於這個人的注視，我能容忍多久？”這些奇怪的癖性我自己也有。這使我對主人公倍感親切而無需首先去質問他那“奇異、陌生的本質”。至於作品及其主人公在字裡行間輕聲道出的深層含義，當時十八歲的我可能有所感覺，卻並不喜歡那層意思。更確切地說，我覺得那層意義令人不安。因此我拒絕和它有什麼關聯，並很快就把它從記憶中抹去。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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