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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即解惑）？”
袁世凯知道说溜了嘴，只好再施展遁甲术转逃一圈儿：“交涉之人挟日本朝鲜以自重，弟非骂贵邦人，乃骂中朝（按：即清廷）人耳，中朝无人。”
这一转转得太生硬，但是迷糊仗终究是混过去了。大帅没病，朝鲜使者也并没有挟日本以自重，以致气坏了大帅，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没事，就是袁世凯闹小人而已，这还没完呢——
在这里，我们先回头看看“交涉人”一词。
早在一八七〇年，也就是壬午兵变的十二年以前，清政府将咸丰末叶（1861）在天津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三口通商大臣”“五口通商大臣”等名义改成一个通衔，谓之“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领，这就是中国外交部的滥觞。名义上管的是直隶、山东、奉天三省的通商事务，实则不断因为时势所趋而处理清廷对外的诸般外交、海上军事、关税等事宜。“北洋”也成了“北洋大臣”的一个外号也似的称谓。
壬午兵变前两年，担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手下收罗了一位难得的人才——既通晓洋文又娴熟中文，而且多闻善辩，思虑详赡，此人叫马建忠，字眉叔，今人当不陌生，他有一部运用西方语法学概念、开中文语法学之先河的传世之作《马氏文通》。
兵变前夕，马建忠奉李鸿章之命到朝鲜，和列强开会，准备议定多边合约，试图确保清廷在朝鲜既不能独占、也只好分享的商务利益。这事尚未办了，兵变忽起，李鸿章立刻派他到吴长庆的大营效命，以诱擒叛首之计，逮捕大院君李昰应，立下一桩大功。
这个背景可以视为袁世凯积极“运动”韩国官员的一个动机。设若他有前知先见的能力，穿越两个月的时空，会发现当时的“北洋”李鸿章，并无意将马建忠留在朝鲜袭官掌权，而是希望藉助他灵活的谋划和熟练的外语，回天津和法国公使宝海商谈解决越南方面的纷争。这一年的十月十八日，李鸿章便把马建忠调赴天津去签约了。
正因为不能盱衡大局，又敝帚自珍，袁世凯亟欲自保，于人多忌，先肆口妄称朝鲜方面有一挟日本自重的“交涉人”，之后发现金昌熙认了真，必欲穷究谁是这“交涉人”，只好顺势改口，诬指这“交涉人”是“中邦”方面的身份。大约就是在这一次笔谈的过程之中，他说着说着灵机一动，干脆反手大打马建忠一耙，把先前虚拟出来的这么一个“交涉人”落实到马建忠身上。他是这么写的：
既与日人通商，顾其势吾不怪引来泰西各邦以制日人要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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