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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上治理？”
陸賈便以商周和秦朝的興亡為例，向劉邦說明了推行仁義的重要性，“商湯、周武王文武並用，所以國運長久；吳王夫差、智伯窮兵黷武而滅亡；秦一味嚴刑峻法，終致亡國。”
聽罷，劉邦面有慚色，這才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便命令陸賈著書論述秦亡漢興、天下得失的道理，以資借鑑。陸賈遂著文十二篇，每上奏一篇，劉邦都極力稱讚，稱其書為“新語”。
陸賈的理論之所以能夠得到劉邦重用，更為重要的是他雖然倡行仁義，但卻認識到了儒家思想的不合時宜，因而兼採眾家之所長，以道家思想為主導，將道家、法家和儒家思想進行了改進與糅合，進而提出了更為貼近現實、更能解決問題的“無為而治”思想。
在這種“無為而治”的思想下，陸賈認為在律法上應該“文武並用，德刑相濟”，他認為治國必須依靠“法治”，但卻要適當，做到與民休息，不幹民、不擾民。因此，漢朝的《九章律》不再像“秦律”那樣細緻和嚴苛，從而創造了更為寬鬆的律法環境。為此，劉邦甚至在秦朝監察體系的基礎上，除了中央朝廷仍由御史大夫監察百官外，廢除了地方上的監御史制度，改以封國與地方互相監督，使得百姓約束大為減輕。
在官員選拔任用方面，漢初雖然仍然沿襲了秦朝的軍功爵制，但同時為了彌補這種制度下，武官較多而文官較少，導致國家極富侵略性的缺陷，在選官制度並不完善的情況下，劉邦多次下達求賢令，想方設法招攬士子階層進入朝廷，充實各級官吏隊伍。
劉邦的這一通操作，不僅套用了秦朝已經實踐成熟的制度，使得西漢的統治迅速得以運作，同時又分析改良了秦朝的各種不足，減輕了社會矛盾，使得社會經濟發展得以恢復，迅速贏得了天下臣民對於朝廷的擁護。
也正因此，即便後來因為中央朝廷與地方諸侯王的矛盾，仍然時常有戰爭爆發，但天下卻並未因此再度陷入戰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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