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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的三天裡，我沒有再次走入這家餐館。可是我早出晚歸之時，就會經過這家餐館。每次我都會駐足端詳一下里面屬於易卜生的小圓桌，黑色禮帽和柺杖總是在那裡，椅子總是被拉開。我發現了有關易卜生紀念活動裡的一個小小細節，早晨我經過時，小圓桌上的玻璃杯裡斟滿啤酒；晚上我回來時，酒杯空了，玻璃杯上沾著一點啤酒泡沫。於是，我擁有了美好的錯覺，一百年前逝世的易卜生，每天都在象徵性地看著一位中國作家的早出晚歸，象徵性地思忖：“這個中國人寫過什麼作品？”
我想起了我們的魯迅。易卜生的名字最早以中文的形式出現，是在魯迅的《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裡。這是兩篇用文言文敘述的文章，發表在一九〇八年的《河南》月刊上，易卜生去世將近兩年了。一九二三年，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發表了著名的演講《娜拉走後怎樣》。魯迅在演講裡說：“走了以後怎樣？易卜生並無解答；而且他已經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負責解答的責任。”然後魯迅以一個讀者的身分給予解答：娜拉走後“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魯迅認為，婦女要擺脫任人擺佈的地位必須獲得與男人平等的經濟權。魯迅在此用他冷嘲熱諷的語調說道：“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要錢買， 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裡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
挪威航空公司飛機尾翼上巨大的易卜生頭像，以及這樣的頭像縮小後又飄揚在奧斯陸的大街上，讓我感受到了易卜生在挪威的特殊地位。當然這位偉大的作家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著崇高的地位，可是我隱約有這樣的感覺，“易卜生”在挪威不只是一個代表了幾部不朽之作的作家的名字，“易卜生”在挪威可能是一個詞彙了，一個已經超出文學和人物範疇的重要詞彙。
就像我小時候的“魯迅”，我所說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魯迅”。那時的“魯迅”不再是一個作家的名字，而是一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詞彙，一個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內容的重要詞彙。於是，我在奧斯陸大學演講時，講起了我和魯迅的故事。
文革是一個沒有文學的時代，只是在語文課本里尚存一絲文學的氣息。可是我們從小學到中學的課本里，只有兩個人的文學作品。魯迅的小說、散文和雜文，還有毛澤東的詩詞。我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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