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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秋雨：盛唐不再，這看上去好像是個悲劇，其實對文化來說倒是未必。光耀的時代雖然過去，唐朝還要延續近一百五十年時間。在一片蒼涼之中，一種新的詩意出現了。
在一場大災難之後，別的可以“恢復”，而文化卻不可以用“恢復”一詞，因為它必須以一種不同的精神狀態向前延伸。大災難之前的標準，可以用來衡量其他部門，卻不可以拿來衡量災難後的文化。
安史之亂後的唐代文化，首先是被一種悲劇氣氛所裹卷，把這種悲劇氣氛表達得最好的是杜甫。杜甫用他那枝充滿人性關懷的筆，把離亂之情、喪亂之景，寫得無人能夠超越。但是，再深沉的痛，也會被時間所疏離，在杜甫之後，一個在安史之亂髮生時才十七歲的小夥子將首先對這場災難進行更宏觀的美學挖掘，那就是寫《長恨歌》的白居易。
白居易是一位創作了近三千首詩的大詩人。他寫詩，負有“兼濟天下”的使命，又通俗易懂，大受民眾歡迎。在傳世的唐詩名句中，他的作品佔了不小的比例。我本人並不太喜歡白居易的詩，覺得境界不高；在他的兩篇著名敘事詩中，我更喜歡的是《琵琶行》。但是，不能不承認，白居易用《長恨歌》，把唐代歷史和中國歷史的大裂口，引向了故事化、情節化的情感審美之途。這是歷史終於用文學方式告別災難的一個訊號。
相比之下，格調更高的是與白居易同年出生且關係很好的詩人劉禹錫。他的懷古詩寫得最好，可謂空前絕後。中國文化中有一個龐大的主題是其他文化所缺少的，那就是滄桑之慨、興亡之嘆。這個主題，劉禹錫完成得特別成功。請讀《石頭城》：“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還有《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中國文人那麼喜歡抒發滄桑之慨、興亡之嘆，與中國歷史的連貫性有關。看來一切都變了，但是，能說“變”，是因為有一個不變的座標。如果社會發生了徹底的鉅變，文字語言不復存在，社稷家國無從參照，那麼，連感嘆的可能也沒有了。因此，詠史而嘆，其實是一種奢侈。
終於，我們要跳過很多詩人，直接到達晚唐，去面對李商隱了。我對晚唐詩歌有一種偏好，乍一看離開了國計民生的大課題，離開了風雲變幻的大空間，只是涼涼地、幽幽地，讓人半懂不懂地吐露著個人的內心，卻非常契合文學深層的那個角落。我相信，當代年輕人也會有這種感應。因此，我希望聽聽你們對晚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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