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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秋雨：安史之亂髮生的那一年，李白五十四歲，王維五十五歲，杜甫四十幾歲，而孟浩然已經死了十多年。由於他們，我們對於這個政治事件前前後後的人文生態有了感性氣氛上的瞭解。我想知道，在你們的印象中，安史之亂前後，歷史究竟有些什麼變化？
王牧笛：安史之亂以後，中國歷史的氣魄小了，憂患多了；坦蕩少了，心機多了；君子少了，小人多了。
餘秋雨：殘暴和無賴一旦得勢，就會使歷史的品質走向低劣。我對於歷史，一直不太在意別人很重視的話題，而特別注意歷史的品質。你看安祿山和史思明叛亂的時候，對普通老百姓非常殘暴，見人就殺，見城就燒，見房子就毀，一看就知道是邪惡的一群。邪惡不僅對外，也對內。安祿山自己，才過了短短几年，就被兒子安慶緒殺了，安慶緒又被史思明殺了，史思明又被兒子史朝義殺了，史朝義最後自殺。在這個過程當中，史思明曾想投降唐朝，但他投降之後不久又背叛了——這些事實足可證明，這些人真是一群烏合之眾。他們自己內部的基本倫理和基本信任，都沒有建立起來。
在邪惡的追逐下，高貴的皇室也失去了高貴。安史之亂髮生不久，長安城就淪陷了，唐玄宗只能出逃。在出逃的半路上他犧牲了楊貴妃。當時唐玄宗已經年邁，已經沒有恢復高貴的絲毫力氣。在這種情況下，唐玄宗做出兩個重大決定：一方面找自己在揚州的兒子李磷，讓他守住江南這塊土地；另一方面，同意西北的另一個兒子李亨繼位，自己成為太上皇。這樣才使唐朝得以勉強維持，但已經沒有雄健之氣。文化要關注的就是這種“氣”，這與歷史學家的眼光很不一樣。在歷史學家看來，“氣”太空泛，而對文化人來說，最值得捕捉的只有“氣”。
王安安：我認為盛唐的那種“愉快”的文化氣氛再也沒了，甚至對中國文化史來講，這種愉快的氣氛都再也沒有了。
餘秋雨：對，歷史失去了愉快。這很要命。
費晟：另外，文化創造的制度環境也喪失掉了，中央出現宦官專權，地方出現軍閥割據，大量財富和文明成果被銷燬。作為當時的文化人，不僅居無定所，而且失去了最起碼的物質和精神的支柱。
餘秋雨：你說得很深刻，失去了“文化創造的制度環境”。
這是文化社會學中的一個至高命題。“文化創造的制度環境”建立很難，破壞卻很容易。其中最主要的標準，是看幾個代表性的文化創造者的處境如何。當他們的處境都不好了，那就證明制度環境已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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