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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閉的雙唇壓在我的面頰上，我能感到她上唇的汗毛蹭著我的面板。每當她撫摸我，我都會不寒而慄。
我們外出散步，父親總是走在中間，母親和姐姐一邊一個，他們挽著臂，齊步向前，我則緊緊跟在後面。他們三人對我毫不在意。母親和姐姐恨他，我卻崇拜他，可他對我漠不關心，真是令人不可思議。每次他和我玩，都是在盡義務。我指給他看什麼，他總看不見，就是盯著看也看不見。他不記得我的生日，幾百次答應要和我玩或和我騎腳踏車，但從不兌現。
可我對他卻如此崇敬，無論何時，只要有人想敗壞他的名聲，我都挺身保護他。我是他晚年生的孩子，因此是個多餘的人。實際上在我1960年出生時，維繫一個家庭所必須有的一切都已破壞殆盡。那時父親五十六歲，母親三十八歲。我姐姐生於1944年。我父母是在集中營認識的，當然他們不是那裡的犯人。戰爭剛一開始，我父親就因一條腿受傷而從前線返回。這條腿使他終生殘疾。他不是在戰場上受的傷，而是車禍所致。這裡面不知有什麼名堂。也許是他喝醉了。不管怎麼說，他出院後就自願去了達豪。這是他告訴我的。
母親是他一個同事的女兒。我不知道還能再告訴你什麼，他從一開始就參加了國社黨，那是1933年，他還是柏林的一個大學生。他們想阻止猶太人上大學，就把他們的身份證拿走。他總是對我講這些。從醫學院畢業後，他很快參加了黨衛軍。他常說醫生們從一開始就效忠於黨。有些傳聞甚至說，官方報紙《人民觀察家》就是由一些醫生交給黨的。他對戰時自己從始至終發揮的作用很自豪。他最愛說的一句話是，醫生應保護和延長人的生命。崇尚民族主義的醫生就是這樣，在需要時甚至可以犧牲他人的生命。他說，這就是一個有政治信仰的醫生和一個沒有政治信仰的醫生的區別。
他認為“有選擇”地給予幫助和工作是他的責任。他並不認為所有的生命都同樣寶貴。他和有些人不一樣，做黨衛軍的醫生並不是為了飛黃騰達。畢竟，猶太人醫生被驅逐後留下了足夠的空缺。他看不起那些追逐名利的馬屁精，他認為他們是這場運動悲慘結局的罪魁。
他總愛說，人的行為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區別只是有的行為是正義的，有的不是。比如一個士兵和一個殺人犯。兩人同樣殺人，但一個是光榮的，另一個則被處死。每當他說這些話時，我就坐在一邊靜靜地聽著。他不允許別人打斷他或突然插話，也許他連我在聽他講話都沒有意識到。他認為他是第三帝國的精英，是群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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