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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茫遼闊的大地，寒冷乾燥的氣候，長期遊牧狩獵的生活，養成了他們慄悍粗獷的性格，給他們的音樂、詩歌帶來了“壯偉狠戾”③的格調。這些樂曲隨著勝利者的馬足傳入黃河流域之後，引起了人們的興趣，而原來的長短句詞調卻不能跟它配合，於是有的人就另創新詞，這就是明人王世貞所說的“自金元入主中國，所用胡樂，嘈雜悽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為新聲以媚之。”④從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韻》等書記載的曲調來看，象［者刺古］、［阿納忽］、［唐古歹］等，顯然就是少數民族的樂曲。
由於漢族傳統文化中心的南移，以及大晟樂譜的失傳，已經進入了高堂華屋的宋詞，在北方減弱了它的勢力，於是原來在民間傳唱的“俗謠俚曲”便大量湧現，而為文人的創作廚吸收。元人燕南芝庵在《唱論》裡說：“凡唱曲有地所：東平唱［木蘭花慢］，大名唱［摸魚子］，南京（元初以汴梁力南京，即今河南開封）唱［生查子］，彰德唱［木斛沙］，陝西唱［陽關三疊］、［黑漆弩］。”可見這些曲調傳唱地域之廣。散曲最初可能主要是在市民中間流傳的，所以也叫“街市小令”；不過從［採茶歌］、［山坡羊］、［豆葉黃］、［幹荷葉］等曲調看來，有些也是來自農村的。
當然，在這種新興的歌曲裡，也部分地吸收了宋詞的成就，不少曲調就是由詞調變來的，它們不但調名相同，句式也基本相同。不過詞由民間發展到文人手裡，從原來的單片小令增為雙疊、三疊（個別還有四疊的），有時不免沉緩拖沓，令人厭膩，曲則保留了它們在民間傳唱時的單調形式罷了。
從語言發展的情況來看，唐宋以來，由於社會生活日趨複雜，新詞彙不斷出現，雙音詞和多音詞增加了，文學中產生了一種通俗化的傾向，象唐代的變文、俗賦，宋代的話本小說和說唱文學，就是明顯的跡象。宋詞既日益典雅化，它的格律已經對活的語言有所束縛，加上南北語音、聲調的差異，俗語方言的不同，北方需要產生一種新的詩體以適應這種變化的情況，也是勢所必然的。
還有一種值得注意的情況，是隨著華北、東北地區各民族在政治、軍事上的鬥爭和經濟、文化上的交流，一種新的漢語體系形成了。早在十世紀中葉，契丹族的遼國就在現在的北京地區建都。遼滅金興，金亡元起，北京在三個多世紀裡，成為北**治、文化的中心。北京地區流行的語言，隨著政治形勢的發展，逐漸與兩河、山東地區的語言相融合，形成新的語言體系，與沈約四聲、陸法言韻部相去漸遠，這就為金元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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