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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其侘傺可知。後來還是經由黎元洪和蔡鍔具保，袁世凱才放了他一條生路。
真正令湖南父老望風慕義、簞食壺漿以迎之的事只不過一彈指頃。一九二〇年，北洋出身的段（皖）系軍頭張敬堯揮軍入湘，由段祺瑞授命為湖南督軍及省長，謀事治軍皆極敗壞，湖南父老在壓迫宰制之下傾力抗爭——這當然另有背景；顯然，“湘人治湘”的呼籲不只針對“殺人王”張敬堯，也是一向有“粵人治粵”“贛人治贛”“鄂人治鄂”這一類地方自治呼籲的一個響應。
這不只是地方父老藉以驅逐非在地軍事領袖的口號，也是數十年來時隱時起之“聯省自治論”的再一次抬頭。地方士紳於袖手當局、暌違大勢之際，索性縮節其抱負、簡約其視野，從精神勝利的角度理解，也就看似像是在伸張一地方、眾父老、諸子弟的氣格了。
正當此際，趙恆惕提一旅之師，在譚延闓的授意之下，再度揮軍入湘，一舉趕走了設防不及的張敬堯，成了彼時湖南鄉親的救星，卻為時短暫。
“驅張”是一樁大事，譚延闓藉此而得以重任湖南督軍，再握虎符，趙恆惕居功不小。然而他看得出來，譚延闓真正的敵手，還是他們共同的老同學：程潛。
程潛非但也是留日士官生，與譚、趙同窗，他早年還是嶽麓書院的高材生，新舊學養俱佳，排奡孤介，自視甚高，而性躁易怒，與人凡有纖介之不合，往往寖成芥蒂。民初之“二次革命”以迄於首度（民國七年）北伐，程潛全靠著這股一意孤行的氣魄、格調統領軍隊，從北洋軍腳下奪回岳陽的一役之前，相傳有以“臂纏白布警語以自誓”的豪舉，其詞曰：“奪得岳陽，湖南必生；不奪岳陽，湖南必死。敵人勝我，則中國亡；我勝敵人，則中國存！”
程潛在一九一九年為譚延闓逐出湖南，以免分庭抗禮。他手下倚如左右、親如股肱的大將——叫李仲麟的——卻留了下來。史無明文，這一留是不是儲存耳目，但是李仲麟的日子顯然不好過，他人的部隊鬧餉譁變，他得去收拾，收拾不成，便見疑於主司，成了共犯。這是一九二〇年底的事。
譚延闓畢竟沉得住氣，他引咎辭職，卻讓趙恆惕代有其位，收拾這很容易得罪人的殘局。而李仲麟卻犯了輕敵自大的毛病，沒想到趙恆惕以“驅張”之功代譚而奄有“湘軍總司令”之職，正在炙手可熱之際，一紙令下，便槍殺了李仲麟，居然懸首示眾，讓地方父老為之一愕。
殺李仲麟還有個“弭平兵變”的名目；接下來殺黃愛和龐人銓、剿滅“湖南勞工會”，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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