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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為了他們不惜冒政治風險，還命人為他們做畫。第一個發現這一事實的人，是伊姆羅茲的半官方歷史學家克瑞託沃勒斯，後來又有許多西方基督教編年史學家發現了這一點。從那時起，良好的容貌就是入選奧斯曼宮殿當侍從的重要因素。年輕畫家的美貌，以及他專注於自己所繪事物之美的樣子，再與地面及其身後牆體的簡樸相結合。這一切，都賦予畫面一種神秘的氛圍，我每次觀賞時都會有這種感覺。當然，這種神秘氛圍，很大程度上也與年輕人正專心凝視的那張白紙有關。這位俊美的畫家，能以如此專注之心來思索他將要描繪之物，這就意味著，那幅影象對他來說早已是成竹在胸。從他的畫筆觸及畫紙的方式，從他的坐姿，從他嚴肅的表情來看，我們就知道，年輕人非常清楚他要做什麼。他周圍空無一物——沒有靜物、繪畫課本、素描草圖、石膏像、人體模型或者景緻，來顯示他心中想畫之物究竟是什麼。我們覺得，似乎五百二十五年前凝滯的這一刻就要結束，就在下一刻，畫家就會移動畫筆，他俊美的臉龐就會快樂無比地揚起，彷彿看著另外一人的畫筆，在紙面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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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世紀之前，1905年，這幅畫還在伊斯坦布林。如今它已屬於波士頓伊莎貝拉·斯圖爾特·加德納博物館。多年前，我流連於這座博物館的提香和約翰·辛格·薩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的作品。在頂樓一個角落裡的陳列桌上，我發現了那位年輕的畫家。為了看清楚，我不得不把蓋在玻璃櫃上保護畫作免受燈光照射的厚布罩拿開，然後低頭觀看。我向下凝視著這幅畫，覺得我與它之間的距離，就像那位年輕畫家與他面前的空白畫紙的距離一樣。或許，我正像蘇丹私下裡看著手中配有細密畫的厚重書冊那樣，看著貝利尼的這幅小作品。同樣，我也像畫中的那位畫家一樣，正低頭俯視。文藝復興之後，伊斯蘭繪畫與西方的不同之處，不外乎體現在宗教禁令上。或許更有甚者，那就是貝利尼心照不宣地在這幅人物肖像上，所捕捉到的那種神秘的俯首凝視。繪畫，在伊斯蘭文化中是一項受限制的藝術。它只允許用來裝飾書本，限定在狹小、有限的空間內。這些畫永遠不會被掛在牆上，永遠不會！當那位盤腿而坐的年輕人沉浸在思緒之中，看著空白的畫紙上將浮現出他的畫作，他採用的姿勢，與那些權貴們——很可能是蘇丹或王儲——為了看清畫中人物的眼睛而不得不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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