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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放報禁之後，李經述漸漸發現，傳統的倫理觀念，還是極大左右了當時人們的思想，這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就是社會穩定，忠君愛國，是中國人民的本分。壞處就是束縛了人們的創造性。有很多磚家把技術的進步，看作是可以脫離思想解放而存在的東西，李經述覺得這是自欺欺人。在李經述看來，思想上層建築決定了生產力，思想解放是生產力發展的前提，這用腳趾頭想也能明白，如果你在家裡的後院種一棵黃瓜，都會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尾巴，給你割掉，這樣的社會怎麼發展經濟？
國會的議長容閎也經常跟李經述說：“西方的工業革命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文藝復興運動中人文精神的啟蒙和人性的解放。”
從1895年到1910年，中國經濟已經飛速發展，經濟改革取得初步成果，政府每年的收入從相當於7000萬兩白銀達到了十四億兩白銀左右，李經述覺得文化改革也勢在必行。李經述與北大校長蔡元培、教育總長嚴復、參議院議長容閎、司法總長梁啟超座談商議後，決定提前發動歷史上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於是，中國社會很快迎來了兩位陌生人：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兩位來自西洋的先生，成為中國啟蒙運動最深入人心的形象，他們在風雨如晦的暗夜裡為國人點亮了耀眼的燈塔，照亮中國人精神黑夜前行的目標和方向。
在李經述的支援下，司法總長梁啟超主辦了《少年中國》新雜誌，慷慨激昂地宣誓，德先生和賽先生是新思潮的兩大理想，是中國現代文明的兩大目標。李經述還親自為《少年中國》寫了發刊詞，其中熱情洋溢寫道：“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的世界吾國欲圖世界的生存。必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為尊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國民政治。我們物質生活上需要科學，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離開科學也很危險。科學和民主兩者都牽涉一種心力狀態和一種行為的習慣、一種生活方式，凡事都應該‘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尊重事實。尊重證據’。道德也應有善惡之分。惡的道德，便是偽道德。譬如封建社會男人的長辮，女人的小腳，都應該統統扔掉！唯有民主和科學才可以救中國，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梁啟超也寫了一篇大氣磅礴的《少年中國說》，鼓勵青少年追求科學和民主：“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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