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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當時正在創作的小說帶給我的快樂（一部從未寫完的政治小說《寂靜的房子》，還有《白色城堡》）。
大約同時期的某個特殊日子影響了小說最終問世的形式與主旨。那是1982年，土耳其政變之後兩年。恰在極端限制自由的新憲法未經公眾商議投票就草草問世的前夕，我的堂兄打來電話，說某家瑞士電臺攝製組將前往伊斯坦布林，就新憲法做一期節目，他們想找一些肯面對鏡頭批判新憲法的知識分子。他問我是否知道哪個人有如此勇氣？接下來的兩天，我遍尋整個城市——大學、百科全書出版社、廣告代理以及各個新聞社，挨家挨戶問下來，想找到願意發表意見的人。因為一如今日，打電話常常受到監控，我不得不逐個拜訪每位理想人選，但每個人都拒絕了我。由於知識分子遭受政府與軍隊的迫害，我認為記者、作家還有正派人士拒絕我，也是情理之中。對於令他們在道德維谷間進退兩難，我甚至深懷內疚。那家在佩拉宮酒店房間內等候的外國攝製組甚至告訴我，對願意出面發言的人，他們可以採用逆光拍攝，這樣他們的面孔就可以處在陰影之中無法看清。到最後，他們又表示，如果沒有人願意如此，他們就想以採訪我來替代（就像《黑書》中那樣，當卡利普找不到耶拉時，就會代替他來寫作），但我對自己沒有信心，同樣也缺乏勇氣。
有許多記憶中的碎片，略有改變便現身《黑書》之中，要一一列出，實在是魯莽之舉。但我仍想讓大家知道，為了再現我所熟知的過去歲月中的尼尚塔石，我曾煞費苦心，對如何命名那些巷道、街區，描述那裡的氛圍格外著意。阿拉丁是個真實人物，他真的有一間挨著警局的店鋪，在小說於土耳其問世之後，報紙新聞已使其成為眾所周知之事。看到阿拉丁在店鋪櫥窗展示的報紙剪報，我總是異常高興，就像我非常樂於把他介紹給譯者（“阿拉丁，這是薇拉，她會使你聞名整個俄羅斯！”），並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好奇讀者都光顧他。而對於某些人，他們可以猜出藏頭詩，發現小說中“城市之心”公寓樓的坐落之處，其實有棟帕慕克公寓。同樣，他們也會猜到，我以這種方式援引了自身生活中的諸多細節，從電梯的呻吟聲到瀰漫於天井的味道，乃至那個西化家族的家庭紛爭。小說出版後，我的親人對小說徹頭徹尾地給予否定。他們仍像以前一樣忙著搞家庭紛爭，那情形簡直就是後現代的鬧劇：先是為了財產糾紛對簿公堂，旋即又會歡聚一堂，共進假日餐宴。
由於故事是發生在我度過童年時光的地方，講述的是我同齡人的經歷，因而，我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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