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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即解惑）？”
袁世凱知道說溜了嘴，只好再施展遁甲術轉逃一圈兒：“交涉之人挾日本朝鮮以自重，弟非罵貴邦人，乃罵中朝（按：即清廷）人耳，中朝無人。”
這一轉轉得太生硬，但是迷糊仗終究是混過去了。大帥沒病，朝鮮使者也並沒有挾日本以自重，以致氣壞了大帥，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沒事，就是袁世凱鬧小人而已，這還沒完呢——
在這裡，我們先回頭看看“交涉人”一詞。
早在一八七〇年，也就是壬午兵變的十二年以前，清政府將咸豐末葉（1861）在天津成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三口通商大臣”“五口通商大臣”等名義改成一個通銜，謂之“北洋大臣”，由直隸總督兼領，這就是中國外交部的濫觴。名義上管的是直隸、山東、奉天三省的通商事務，實則不斷因為時勢所趨而處理清廷對外的諸般外交、海上軍事、關稅等事宜。“北洋”也成了“北洋大臣”的一個外號也似的稱謂。
壬午兵變前兩年，擔任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手下收羅了一位難得的人才——既通曉洋文又嫻熟中文，而且多聞善辯，思慮詳贍，此人叫馬建忠，字眉叔，今人當不陌生，他有一部運用西方語法學概念、開中文語法學之先河的傳世之作《馬氏文通》。
兵變前夕，馬建忠奉李鴻章之命到朝鮮，和列強開會，準備議定多邊合約，試圖確保清廷在朝鮮既不能獨佔、也只好分享的商務利益。這事尚未辦了，兵變忽起，李鴻章立刻派他到吳長慶的大營效命，以誘擒叛首之計，逮捕大院君李昰應，立下一樁大功。
這個背景可以視為袁世凱積極“運動”韓國官員的一個動機。設若他有前知先見的能力，穿越兩個月的時空，會發現當時的“北洋”李鴻章，並無意將馬建忠留在朝鮮襲官掌權，而是希望藉助他靈活的謀劃和熟練的外語，迴天津和法國公使寶海商談解決越南方面的紛爭。這一年的十月十八日，李鴻章便把馬建忠調赴天津去簽約了。
正因為不能盱衡大局，又敝帚自珍，袁世凱亟欲自保，於人多忌，先肆口妄稱朝鮮方面有一挾日本自重的“交涉人”，之後發現金昌熙認了真，必欲窮究誰是這“交涉人”，只好順勢改口，誣指這“交涉人”是“中邦”方面的身份。大約就是在這一次筆談的過程之中，他說著說著靈機一動，乾脆反手大打馬建忠一耙，把先前虛擬出來的這麼一個“交涉人”落實到馬建忠身上。他是這麼寫的：
既與日人通商，顧其勢吾不怪引來泰西各邦以制日人要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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