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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如何敘述現實是沒有方程式的，是近還是遠完全取決於作家的不同和寫作的不同，不同的作家寫出來的現實不同，同一個作家在不同時期寫下的現實也不一樣，但是必須要有距離。在《第七天》裡，用一個死者世界的角度來描寫現實世界，這是我的敘述距離。《第七天》是我距離現實最近的一次寫作，以後可能不會這麼近了，因為我覺得不會再找到這樣既近又遠的方式。
一直以來，在《兄弟》之前，我就有一種慾望，將我們生活中看似荒誕其實真實的故事集中寫出來，同時又要控制篇幅。用五十萬字或者一百萬字去寫會容易很多，雖然會消耗時間和體力，但是不會對我形成挑戰，只有用不長的篇幅表達出來才是挑戰。我找到了七天的方式，讓一位剛剛死去的人進入另一個世界，讓現實世界像倒影一樣密密麻麻地出現，身影十分清晰。我也藉助了《創世記》的開篇方式，當然中國有頭七的說法，但是我在寫的時候腦子裡全是《創世記》，一是因為《創世記》描述了一個世界的開始，這是我需要的，頭七的說法沒有這樣寬廣；二是因為《創世記》的方式比頭七更有詩意。至於題目不是“七日”而是“第七天”有兩個原因，首先作為書名，“第七天”比“七日”好；第二個原因是，我這次是反過來的，寫到第七天“死無葬身之地”才是故事的開始，但這個開始又是傳統意義上小說的結尾。為什麼找到這樣一個死亡的角度呢？可能寫作時間越長，野心越大，風險也越大。
我一九九六年開始寫《兄弟》，在當年來看，當時的中國和“文革”時變化大得已經難以想象，而二○一二年和一三年比○五年、○六年更加荒誕，難以想象的現實都在發生，最後大家都慢慢習慣了。○六年寫完《兄弟》下部的時候，有人說小說是虛假的，現在沒有一個人這樣認為，這次我寫的全是熟悉的事情，又有很多人說是瞎編的。我就是想在不大的篇幅裡，尋找一些具有這個時代標誌性的事情，把今天的中國放進去。所謂的社會事件，現實裡荒誕的東西，我其實寫得很少，因為進入某種敘述的時候，要按照敘述語境來。除了“我”和“我”父親楊金彪、“我”和李青的描寫以外，真正涉及到現實事件的筆墨，佔的篇幅並不大。現實世界的東西對我來說是倒影，而不是重點。
我在寫小說的時候可能有一種心理疾病，一段話寫得不滿意就寫不下去。在《兄弟》之前我就把開頭寫完了，我認為寫得很精彩。為什麼擱了一段時間呢？就是沒有殯儀館的那個電話：“你遲到了，你還想不想燒？” 缺少這麼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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