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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的同學都在一遍一遍重複寫道，如何在雷鋒精神指引下縮小思想差距，幫助鄰居老太太到井裡去提水上來。高二的時候，我們的一位語文老師實在忍不住了，手指敲打著堆在講臺上的作文簿，開導我們：
“你們已經為鄰居老太太提了十年井水了，為什麼不換一個例子？替鄰居老大爺上街買米。”
三十多年後，我們仍然喋喋不休地說著差距，當然已經不再是空洞的思想差距，而是實實在在的社會差距了。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區域差距、發展差距、收入差距、分配差距等等。巨大的社會差距必然帶來過激的群體性事件和個體行為。當年我們用磚塊擊打那個年輕農民時，他始終沒有用拳頭反擊，，而今天一個雜城管隊員沒有任何暴力行為，他僅僅是忠於職守，按照規章沒收攤販的三輪板車和物品，卻被攤販用刀剌死。這是為什麼？我想，原因就在這裡。當“差距”一詞從狹義走向廣義，從空洞變成真實之後，也表達了今日中國社會問題的廣泛和社會矛盾的激化。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程序，雖然發展緩慢，經濟效益低下，可是社會差距確實是在不斷縮小。毛澤東始終沒有解決的是城鄉之間的差距。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後，中國經濟總量迅速擴張，國內生產總值從一九七八年的三千六百四十五億元增長至二〇〇九年的三十三萬五千三百五十三億元，增長了近一百倍。然而城鄉之間的差距不但沒有被縮小，反而拉得更大。根據中國官方公佈的資料，二〇〇七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比擴大到了三，三三比一，絕對差距達到九千六百四十六元人民幣，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官方沒有公佈二〇〇九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比的資料，只是含糊其辭地表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比在繼續擴大。
二〇〇六年五月一曰，我的朋友崔永元，他是tv的著名主持人，帶領攝製組和二十六名來自不同行業的人，重走了當年中國共產黨紅軍的長征路線。歷時二百五十天，行程六千一百多公里。他們經歷了春夏秋冬和風霜雪雨，翻雪山，過草地，終於在二〇〇七年一月七日光榮回到北京。
崔永元帶著很多歡樂的故事，也帶著很多辛酸的故事回到家中。後來有一天，我們坐在了一起，他向我講述了一些故事。
我在此複述其中的一個故事。在二〇〇六年德國世界盃足球比賽期間，崔永元的微型長征隊伍走到了中國西南的某一個貧困地區，他突發妙想，準備和當地的小學生進行一場足球比賽。雖然無法複製柏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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