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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我的很多同學現在都在做家庭主婦後，我爸媽不約而同地露出惋惜的神色。
我媽說：“好不容易考那麼好的學校不是太可惜了嗎？！”
我爸則是算了一筆賬：九年義務制教育，再讀三年高中，上大學後每學期學費六千多，國家每月補貼一百五十元飯費，再加各種花銷雜費，這麼多年下來少說也得十萬塊。
“你說說，十年前十萬塊可不是一筆小數目，最後隨隨便便就當家庭主婦了，這錢不白花了嗎？”
以前每當我不想工作，希望歇歇的時候，我爸都會這麼算經濟賬，那時候確實無話可說，但對於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最後選擇了做家庭主婦這件事，我倒是覺得不能光從經濟上算這筆賬。
對於上一代人而言，做家庭主婦往往是一種“被迫”的選擇——要麼是不能就業，要麼是因為教育程度不高導致的就業面過窄。這種“被迫”選擇之下帶來的種種不自由，令人心有餘悸。因此有工作有收入是上一代為子女謀劃的幸福人生出路。
再看高等教育的投入，需要傾注一個人、一個家庭，乃至國家的人力、物力和心力來完成。這種數年如一日的心血傾注，理論上應該有相當的價值回報才對。
可什麼才算有價值的回報呢？
賺錢養家，有經濟收入，實現自我價值，是一種最直觀的回報。
可如果“家庭主婦”是自己心甘情願的主動選擇，而不是為了周全他人的犧牲，也是有利於家庭幸福的——這種幸福，也可以算作一種回報吧。
《哈佛談判心理學》的作者是哈佛法學院協商談判課程教授，也是著名的國際談判專家，她講過一個親身經歷的家庭衝突：她的母親是領先於她那個時代的先鋒，也是一位傑出的職業女性。在女性普遍不工作的年代，她常常因為“自己上班，讓丈夫接孩子”而受到其他主婦們的排擠。她讓自己的女兒們都接受了極好的教育，可意外的是，大女兒在接受過普林斯頓和康奈爾頂尖名校的教育後，居然心甘情願地去做了一名家庭主婦。
這讓這位作者的母親大為光火，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女兒”在拿過富布賴特獎學金後，居然選擇“待在家裡看孩子”。為此，以後只要有機會，母親就不斷地責備大女兒“浪費了社會資源”“喪失了發揮自己潛能的機會”。
可大女兒卻十分坦然，她一面平靜接受著母親的批評，一面繼續做家庭主婦。母親要她發揮潛能，她就激發出自己作為母親的潛能，把自己的五個孩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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