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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我出了北京站後應該坐10路公交車。她其實並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出門遠行，可是她那天說得十分耐心和仔細，就像是在囑咐一樣，將所有的細節告訴了我。我放下電話，第二天就坐上汽車去了上海，又從上海坐火車去了北京。
1988年，我在魯迅文學院學習期間，曾經和一位朋友去看望周雁如，她那時已經離休了，住在羊坊店路的新華社宿舍裡，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去周雁如的家，她的家讓我感到十分簡單和樸素。那天周雁如很高興，就像我第一次在《北京文學》編輯部見到她一樣，事實上我每次見到她，她都顯得很高興，其實她一直在承受著來自生活的壓力，她的丈夫和一個女兒長期患病，我相信這樣的壓力也針對著她的精神，可是她總是顯得很高興。那天從她家裡出來後，她一直送我們到大街上，和我們分手的時候，她流出了眼淚，當我們走遠了再回頭看她，她還站在那裡看著我們。這情景令我難忘，在此之前我們有過很多次告別，只有這一次讓我看到了周雁如依依不捨的神情，是因為離休以後的她和工作時的她有所不同了，這樣的不同也只是在分手告別的時候才顯示出來。現在，當我寫下這些時，想到周雁如去世都已經有十年了，而往事歷歷在目，我突然感到了人生的虛無。
我十分懷念那個時代，在八十年代的初期，幾乎所有的編輯都在認真地閱讀著自由來稿，一旦發現了一部好作品，編輯們就會互相傳閱，整個編輯部都會興奮起來。而且當時寄稿件不用花錢，只要在信封上剪去一個角，就讓刊物去郵資總付了。我當時一邊做著牙醫，一邊寫著小說，我不認識任何雜誌的編輯，我只知道雜誌的地址，就將稿件寄給雜誌，一旦退稿後，我就將信封翻過來，用膠水粘上後寫下另一個雜誌的地址，再扔進郵筒，當然不能忘了剪掉一個角。那個時期我的作品都是免費地在各城市間旅遊著，它們不斷地回到我的身旁，一些又厚又沉的信封。有時是一封薄薄的信，每當收到這樣的信，我就會激動起來，經驗告訴我某一部作品有希望了。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來自《北京文學》的薄薄的信，信的署名是王潔。王潔是我遇到的第一位重要的編輯，我所說的重要只是針對我個人而言。我認為自己很幸運，王潔在堆積如山的自由來稿中發現了我的作品，我的幸運使她讀完了我的作品，而且幸運還在延續，她喜歡上了我的作品。正是她的支援和幫助使我敲開了《北京文學》之門。
1983年11月，當我從海鹽來到北京，第一次走進西長安街七號的《北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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