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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感謝民族文學作家會議主席李文求先生的邀請,使我有機會來到韓國,有機會在這裡表達我的一些想法。
在北京的時候,我收到的演講題目是《開啟21世紀東亞文學的未來》,這個題目讓我感到不安和慚愧,在涉及到東亞文學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只是對日本的文學有所瞭解,對韓國的文學我可以說是一無所知。誠然,我可以找到一些理由來解釋自己這方面的無知,比如由於朝鮮的原因,中國和韓國很晚才建交的事實影響了兩國間文學的交流;另一個原因來自於中國的圖書市場,我很難找到已經翻譯成漢語的韓國文學作品。我的朋友白元淡教授告訴我,韓國在出版外國文學作品時,熱衷於對西方文學的介紹,對中國文學的介紹十分冷淡。中國的情況更加糟糕,這些年來中國幾乎是沒有出版韓國的文學作品。
關心西方發達國家遠遠超過關心自己的鄰居,這似乎是亞洲國家共同的特點,但是這幾年情況開始改變。在中國,一些清醒的知識分子已經將目光和研究的課題轉向自己的鄰國。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中,明確地表明瞭他是一位亞洲作家的身份。1998年,主編《創作與批評》的白樂晴教授和崔元植教授來到北京,與中國的學者和作家進行廣泛的交流。
從相互關心到開始真正的交流,我相信這會獲得很大的收益。兩年前由中國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和人》一書中,白樂晴教授在第一章就澄清了韓國的民族文學與政府投入大量預算所標榜的“韓國式”民主主義不是一回事,白樂晴寫道:“政府所倡導的民族文學與我們基於民族良心、文學的良心所指的民族文學有距離的話,談論‘民族文學’不得不更為小心。如果只將民族傳統的一部分隨便閹割下來儲存與展示,並將鼓吹國民生活現在與將來的曖昧樂觀論當作民族文學的話,那麼它就不是正經文學,對民族大多數成員也無益。”
這是我在那次會議上的第一個收穫,因為白樂晴教授在書中寫到的有關民族文學的段落,總是讓我忍不住想起中國的文學現實,有時候我會覺得白樂晴教授所寫的彷彿是中國的事,“將民族傳統的一部分隨便閹割下來儲存和展示”,這也是中國的各級政府官員所熱衷的,而且“將鼓吹國民生活現在與將來的曖昧樂觀論當作民族文學”,也是不少中國作家的所謂追求。
第二個收穫是在中國的《讀書》雜誌舉辦的討論會上,當一位中國的學者問崔元植教授關於南北韓分裂的問題時,崔元植教授的回答使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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