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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布林加科夫</h4>
1930年3月28日，貧困潦倒的布林加科夫給斯大林寫去了一封信，希望得到莫斯科藝術劇院一個助理導演的職位。“如果不能任命我為助理導演……”他說，“請求當個在編的普通配角演員。如果當普通配角也不行，我就請求當個管劇務的工人。如果連工人也不能當，那就請求蘇聯政府以它認為必要的任何方式儘快處置我，只要處置就行……”
作為一位作品被禁的大師，布林加科夫在驕傲與克服飢餓之間顯得困難重重，最終他兩者都選擇了，他在“請求”的後面沒有絲毫的乞討，當他請求做一個管劇務的工人時，依然驕傲地說：“只要處置就行。”
同年4月18日，斯大林撥通了布林加科夫家的電話，與布林加科夫進行了簡短的交談，然後布林加科夫成為了莫斯科藝術劇院的一名助理導演。他重新開始寫作《大師和瑪格麗特》，一部在那個時代不可能獲得發表的作品，布林加科夫深知這一點，因此他的寫作就更為突出地表達了內心的需要，也就是說他的寫作失去了實際的意義，與發表、收入、名譽等等毫無關係，寫作成為了純粹的自我表達，成為了布林加科夫對自己的紀念。
這位來自基輔的神學教授的兒子，自幼靦腆、斯文、安靜，他認為：“作家不論遇到多大困難都應該堅貞不屈……如果使文學去適應把個人生活安排得更為舒適、富有的需要，這樣的文學便是一種令人厭惡的勾當了。”
他說到做到，無論是來自政治的斯大林的意見，還是來自藝術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壓力，都不能使他改變自己的主張，於是他生活貧困，朋友疏遠，人格遭受侮辱，然而布林加科夫“微笑著接受厄運的挑戰”，就像一首牙買加民歌裡的奴隸的歌唱：“你們有權利，我們有道德。”
在這種情況下，布林加科夫的寫作只能是內心獨白，於是在憤怒、仇恨和絕望之後，他突然幸福地回到了寫作，就像疾病使普魯斯特回到寫作，孤獨使卡夫卡回到寫作那樣，厄運將布林加科夫與榮譽、富貴分開了，同時又將真正的寫作賦予了他，給了他另一種歡樂，也給了他另一種痛苦。
回到了寫作的布林加科夫，沒有了出版，沒有了讀者，沒有了評論，與此同時他也沒有了虛榮，沒有了毫無意義的期待。他獲得了寧靜，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寫作。他用不著去和自己的盛名鬥爭；用不著一方面和報紙、雜誌誇誇其談，另一方面獨自一人時又要反省自己的言行。最重要的是，他不需要迫使自己從世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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