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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威。光绪末年，他和商震、陈乾、陈家鼎等留日同学在青岛开办“震旦公学”，这也是一桩了不得的大事——为了反抗德国业主的压迫，这几个公学的创办人兼教员经常联系青岛造船厂的工人，到学校里开会、串联，允为中国北方社会运动的发轫。这些事业因政治环境的不允许，虎头蛇尾甚至有头无尾的多，也就在这几年间，号召新世代勇敢改革的阵营出现了裂变。
从光绪丁未（1907）开始，一连串潮州、惠州、安庆、钦州、廉州、防城……屡仆屡起、屡起屡仆的革命行动，反而使得看起来温和渐进的立宪一派声势高涨起来。梁启超通过报端文字突出立宪议题原本不违背他当年保皇、变法、维新的立场，但是从革命阵营里涮了一圈出来的景梅九等人却不甘去支持清廷主导的“预备立宪”——他们认为“立宪”不过是暂诱革命阵营缓兵解甲的钓饵，而“预备”则是遥遥无期的悬望。要立宪，就只能倡导“民权立宪”，而不是朝廷立宪。这倡导，还是需要报纸，于是景梅九和宋教仁、田桐以及白逾恒等人，就是利用这个时机开始办报的。《帝国日报》《国风报》《国光新闻》，简直应接不暇。
《国风报》在辛亥革命之役以后大刊各省独立、响应起义的新闻，满清当局极为不满，要求刚刚复出的袁世凯积极查办。袁一方面主导冯国璋的部队焚攻武汉，一方面加紧对媒体的控管，自不待言。景梅九当然也承受了压力。不过，真正让他为难的则是“报道必须属实”这一信念，和“宣扬革命成果”的目标一旦矛盾，便实在不知该如何取舍了。
冯国璋反攻武汉，的确取得初步的胜利，而且若非袁世凯存心拿这一仗当作周旋于清室和民党之间的筹码，武昌所燃起的革命火种很可能于一夕之间就要灰飞烟灭了。那么，革命军受挫的消息究竟报还是不报呢？
据说是景梅九的夫人阎玉青给出的主意，《国风日报》于北洋军汉阳之役大胜，以及南京方面战事胶着之际，在头版上开了一个大天窗，只刊登了一则小小的启事：“本日所得宁、汉方面战讯甚多，奉谕不准刊载，特启。”
比起当时上海《循环报》通讯员受华侨收买拍发假电报曰“京陷帝奔”来，这一则启事显然更为阴毒。因为报纸虽然没有说假话，效果却比矫饰战果更能引起猜疑、讨论，聚讼纷纭之下，只会让不实的谣言更加发酵。
当年的章太炎因作《排满论》与爱骂人而得“章疯子”之目，可是在民国元年，他却自组“统一共和党”为袁世凯摇了一阵旗，有“以项城（指袁）之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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