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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人山人海的壯觀景象。一些從外地趕來的大學生，站在廣場的一隅，或者站在街頭日復一日地演講，嗓子啞了，甚至說不出聲音了，仍然頑強地說著。圍觀的人是男女老少，不論是飽經風霜的老者，還是懷抱嬰兒的母親，面對年輕學生稚氣的臉，甚至是稚氣的話，都是滿臉尊重的表情，頻頻點頭和熱情鼓掌。
也有讓我感到滑稽的時候。有一天下午，我來到建國門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間昏暗的大屋子裡，參加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的一個聚會，在等待趙紫陽的智囊團成員之一的嚴家其時，我看到幾個人在指責一家報紙的副總編輯，這家報紙剛剛發表了一份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的宣告，這幾個人的不滿是因為他們在宣告中的署名位置太靠後了，在他們前面的署名裡有幾個人沒有他們的名氣大。他們責問，為什麼把沒有什麼名氣的人放在他們前面？那位倒黴的副總編輯一再解釋不是他們的責任，甚至道歉的話也說了，可是這幾個人還是不依不撓。直到 嚴家其的出現，這出鬧劇才算結束。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嚴家其，以後沒再見到過他。我清晰地記得那天下午的情景，這位當時能夠經常見到趙紫陽的著名學者，心事重重地走進了這間昏暗的大屋子，人們安靜下來，嚴家其帶來了一個壞訊息，他聲音低沉地說：“紫陽住院了。”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裡，政治人物只要是以身體有病的理由住到醫院，就意味著失去了權力，或者意味著躲避了起來。嚴家其帶來了趙紫陽住院的訊息，那間大屋子裡的知識分子們立刻明白髮生了什麼，有人開始悄悄地溜走，然後這些知識分子就像是落葉在秋風中散落那樣離去了。
天安門事件之後，趙紫陽銷聲匿跡，直到二〇〇五年逝世，新華社才為這位重要的政治人物釋出一條簡短的新聞：“趙紫陽同志長期患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的多種疾病，多次住院治療，近日病情惡化，經搶救無效，於一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終年八十五歲。”
在中國，就是一位退休的部長去世，官方的報導也比這條新聞豐富得多。這條新聞裡沒有介紹這位黨和國家前領導人的生平，也沒有提及逋體告別的日期。可是生活在北京南站的一個上訪者的群體，卻知道趙紫陽遺體告別的日期。我不知道這個中國社會里最為弱勢的“人民”是透過什麼渠道獲得的，他們自發地組織起來，去向趙紫陽的遺體告別，警察理所當然地將他們拒之門外，因為他們沒有遺體告別的准入證，他們就在外面拉開橫 幅，緬懷和悼念趙紫陽。
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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