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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平獎。今年十月我去了挪威，我在飛機上想好了如何回答和平獎的問題，結果沒有一個記者問起和平獎，挪威的記者失憶了。他們都問我即將召開的十八大，我說我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在中國像我這樣的平民議論這個，屬於謠言。第二個例子是最近的釣魚島爭端，日本對待自己歷史的態度令中國人氣憤，可是仔細想想，我們對待自己歷史的態度也是可以質疑的。二○○九年法蘭克福書展期間，我們官方做了一個百年中國的展覽，可是缺少了“大躍進”、“文革”……
中國有句俗話叫“抱著孩子找孩子”。一個母親抱著自己的孩子焦急地尋找自己的孩子，她忘記了孩子就在自己的懷抱裡，這是失憶的個人性；當所有看到這個抱著孩子找孩子母親的人表現出了集體的視而不見時，這就是失憶的社會性了。
埃斯普馬克比我年長三十歲，他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歷史和不同的文化裡，可是《失憶》像是鬧鐘一樣喚醒了我一些沉睡中的記憶，有的甚至是拿到了死亡證書的記憶。我想這就是文學的意義，這也是我喜歡《失憶》的原因。
我在此舉一個例子說明。書中的失憶者始終在尋找一個L的妻子（也許仍然是一個臨時妻子），失憶者幾乎完全忘記了L的一切，但是“我的感官記住了她的頭髮垂下的樣子”。在一本被撕破的護照上殘缺的照片裡，“只能朦朧地可見一綹半長的頭髮”。
女性的頭髮對我和埃斯普馬克來說是同樣地迷人。時尚雜誌總是對女性的三圍津津樂道，當然三圍也不錯。然而對於埃斯普馬克和我這樣的男人來說，女性頭髮的記憶比三圍美好得多。我有一個真實的經歷，我二十來歲的時候，沒有女朋友，當然也沒有結婚，曾經在一個地方，我忘記是哪裡了，只記得自己正在走上一個臺階，一個姑娘走下來，可能是有人叫她的名字，她急速轉身時辮子飄揚起來了，辮梢從我臉上掃過，那個瞬間我的感官記住了她的辮梢，對於她的容貌和衣服的顏色，我一點也想不起來。這應該是我對女性最為美好的記憶之一，可是我竟然忘記了，畢竟三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埃斯普馬克讓這個美好的記憶回到我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