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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過了幾天，李斯年如願以償地收到了胡適之的來信，對方如今不僅是北京大學的教務長，還兼任著英文系的主任一職，一直在國內積極地為北京大學廣納賢才。
胡適之在收到杜威教授的來信後，得知他的老師又收了一位才華橫溢的華人弟子，於是便熱切地邀請李斯年在完成婚事後，前往北京大學執教。
胡適之是1917年從米國畢業回國的，而李斯年則是在1918年赴美留學，因此二人並不認識，李斯年以前也並不是什麼驚才絕豔之輩，這還是胡適之第一次聽說他的大名。能夠邀請對方也全是看在了杜威教授的面子上，因此，可見有一位牛逼的導師是如何的重要。
此時的胡適之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思想上已經發生了一些轉變，他逐漸從激進的改革立場，轉向了更為溫和的改良主義。他倡導“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堅信透過逐步的、具體的改進，可以推動社會的進步，而非依賴劇烈的革命行動。這種觀念的轉變，無疑也受到了他的導師杜威教授的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即重視實際問題的解決，而不尋求根本性的、一蹴而就的變革。
在這一時期，胡適之異常活躍，他參與創辦了數份有深遠影響力的學術期刊，並親自撰寫和發表了大量文章。他的名聲逐漸崛起，從新文化運動的一名旗手，逐漸成長為國內學術界的領袖人物。
拿著杜威教授和胡適之的信件，李斯年找到了父親李舉人和大哥李斯盛，跟他們談論了自己婚後的打算，表示想和李雅琳一起去北京，李舉人跟兒子進行過哲學論戰，對其想要繼續哲學研究工作表示認同和支援，大哥對此稍微有些不解，但他還是信守承諾，尊重了弟弟的決定。
有了明確的未來規劃，李斯年的生活開始步入正軌。白天，他要麼和未婚妻外出約會，要麼就在“涵芬樓”裡埋頭查詢資料，此時，他終於有了時間和精力去完善他的《西方哲學史》。而到了夜晚，他則忙於參加各種社交酒會。儘管他沒有按照大哥的計劃走，但是他的大哥和岳父仍然期望他未來能從事商業或政治活動。
到了八月初，李斯年收到了常凱深從廣東寄來的信件，邀請他南下參加革命政府的工作。然而，他還沒來得及回信拒絕，就在滬上意外地見到了對方。
原來被孫大總統寄予厚望的援軍，從北伐戰場回撤的許崇志部下的一個師在救援途中被陳炯明收買，導致北伐軍全線反攻的計劃落敗。孫大總統在得知這一訊息後，認為繼續堅守在珠江口已經沒有了意義。於是，在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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