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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應時、求新、從眾，梁、黎身上的這些變化看來都有俗情常理可依，而辜鴻銘的變化卻極為深沉詭異。
他在步出海濱旅館之際，看似已經為三天來受教於馬建忠的啟蒙痛下了一生不容追悔的“改宗”決定。我們從有限的史料上看不出他的心情轉折，只知道他隨即一度跟著英國探險隊就任翻譯之職，前往廣州，準備再赴緬甸，不過旅程在雲南卻戛然而止了。
這一趟未完成的旅行也值得細看——是什麼力量驅使著辜鴻銘出任一個探險隊翻譯之職呢？如果職責就是中、英互譯，辜鴻銘當時的中文能力足以稱職嗎？或許正是察覺其不足，他才會在爾後的三年裡轉往香港，苦習中文。那麼，回頭再看：設若於中文能力尚不堪大用之際，匆匆以往，又是為了什麼呢？這都是辜鴻銘沒有交代的，唯能於其日後之事徐徐推繹之。
在這裡，我們只能假設：前一年的三日夕之談中，馬建忠基於對辜鴻銘口操九國外語的本事，以及頂戴十三個博士頭銜的冠冕，一定表現了相當程度的延攬之情，加之以馬氏自己的憂國之懷，以及對於洋務的期許之意，肯定為辜鴻銘點亮了一盞“條條大道通滿清”的路燈。
辜鴻銘在香港學了三年中文之後，於一八八五年經楊汝樹的舉薦，加入當時兩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府，擔任“洋文案”，一干二十年。以辜鴻銘著名於世的孤僻詼詭、好奇作怪，豈能和張之洞賓主好合二十年？起碼我們從辜氏自己的敘述得知，他這位幕主的確就是把他當個語言翻譯工具來使用的，質言之：在南皮幕下，他的思想、看法，並不受張之洞的重視。所謂“餘隨張文襄幕府最久，每與論事輒不能見聽”，“張文襄常對客論餘，曰某知經而不知權”。
辜鴻銘的返古癖，竟是這樣給激出來的。
說來諷刺，張之洞以“青牛（清流）之一角”出身立足，是清末先鋒派洋務大臣的死敵；時移勢轉，待他由兩廣總督轉任湖廣總督，也不過是光緒十五年（1889）間的事。連張之洞都驚覺其不得不加緊而為之，足見急迫。而這位日後的“南皮相國”對於中國近代工業、經濟、國防等方面的重大貢獻也從這一年開始，稱之為劃時代、新紀元、里程碑，都不算過分。
悄悄地轉向、成為後起的洋務派首領之後，張之洞明白借力使力的竅門，著意振興工業，他一開始就尋求國際上的資金和技術支援，先後開辦漢陽鐵廠、湖北兵工廠、煤礦、織布局、繅絲局以及鐵路等等。
有一個流傳相當廣的小故事，說的是盛宣懷給介紹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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