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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些疏忽對於普通讀者來說，是很難察覺的。”
周章壽聞言笑道：“那幾位海歸博士，學習西方知識花的時間比學習文言文的還多，他們連‘回’字有多少種寫法都不清楚，又談何‘昌明國粹’呢？這篇文章可謂是戳中了他們的軟肋，會讓他們毫無還嘴之力的。”
胡適之深有感觸地說：“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文言文之難學程度。他們在西方學術上或許能有所成就，但在運用自己國家的古文時卻顯得力不從心。文言文確實複雜且難以掌握，看來我們倡導白話文是對的，只有普及白話文，才能降低學習的門檻，讓更多的民眾有機會接受教育，從而促進文化的交流與文學的發展。”
周章壽繼續說道：“適之，你還沒讀完呢，後面還有罵的更精彩的部分。”
“哦，是麼？”胡適之依言繼續讀下去，就看到了“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惶煞人!“衡” 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
以及最經典的一句：“我所佩服諸公的只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表的勇氣。”那種對於這些人的不屑與鄙夷之情躍然紙上。
胡適之看完也是哈哈大笑，說道：“真是痛快！”
《估《學衡》》這篇文章，其實侮辱性並不強，並沒有像《學衡》雜誌那樣幾乎是指著鼻子罵人是“不要貞操的娼妓”，但是其傷害性卻是極大呀！
此文可謂是橫空出世，一篇文章就將《學衡》雜誌打回原形，讓其回到了“整理國故”的初衷道路上去，之後《學衡》雜誌雖然持續出版了十多年時間，但是沒有再敢來引戰。
但是，李斯年的這篇文章也開了一個不是很好的頭，那就是這些大師們又找到了一個文學論戰中攻擊對手的絕佳手段，於是一個個化身為找茬小能手，倒是找出了很多報刊雜誌上文章的別字和錯誤用法，對於語言文字的規範用法做出了些許貢獻。。
就像幾年之後周章壽就被郭莫若抓住痛腳，寫文章質問其《我的態度氣量與年紀》一文的標題中到底是\"氣量\"還是\"器量\"？並以此為由頭，撰文大罵其是“封建餘孽”外加“二重反革命”。
看過其小說和雜文的學生都知道其在文章中愛用“通假字”，至於到底是“通假”還是“真假”就說不清楚了。
周章壽看到自己被人大罵，心想：老子有錯別字這個事，估計是賴不掉了，但是老子就不信你小子寫的東西就能保證不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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