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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我要成為一名小說家！”我開始篤定地寫作我的第一部小說，每一個人都警告我，也許是擔心我前途悽慘（一個在讀者群較小的國家裡以寫作小說為終身職業者的前途）而保護我：“奧爾罕，二十二歲時，沒人能夠理解生活！等你年紀大一些，對生活、人和世界有所瞭解的時候，才能夠寫你的小說。”（他們以為我打算只寫一部小說。）我對這些話忿忿不已，渴望每一個人傾聽我的回答：我們寫作小說，不是因為我們感到自己理解生活和人，而是因為我們感到自己理解其他小說和小說藝術，並且希望以相似的方式寫作。
如今，三十五年之後，我偏向同情那些善意的熟人提出的觀點。在過去十年中，為了傳達我所看到的生活方式，遇到的事物，居住的地方，我一直在創作小說。在本書中，我也一樣首先考慮的是我自己的體驗，但是在許多地方，我藉助一些著名的文字和別人的觀察，描述我的觀點。
我在這裡發表的言論不限於目前我思考所達到的階段。在這些講座中，我不僅談論寫作《純真博物館》時我關於小說藝術的思考，我還談到從自己以前所有小說獲得的知識。
我從1974年開始創作的小說《傑夫代特先生》保守地仿效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的樣板，如《布登勃洛克一家》或《安娜·卡列尼娜》。後來，我帶著一種興奮感，強迫自己變為現代主義派或實驗派。我的第二部小說《寂靜的房子》顯示了各種外來的影響，從福克納到伍爾芙，從法國新小說到拉美小說。（不像納博科夫，他拒絕接受任何其他作家的影響；我相信略帶誇張地談論這些影響既能讓人解放思想，並且在這個講座裡也具有教育意義。）以一箇舊的說法，我透過開放自己面對如博爾赫斯和卡爾維諾這樣的作家，“發現了我自己的聲音”。第一個這樣的例子是我的歷史小說《白色城堡》。在你現在所看的這本書中，我從自我經驗的視角談論這些作家。《黑書》像我的第一部小說一樣是自傳性的，但同時它也是截然不同的，因為正是在這部小說裡我頭一次發現了自己真實的內在聲音。正是在寫作《黑書》的過程中，我開始形成了我在這裡所討論的情節理論。類似地，我在寫作《我的名字叫紅》時發展了敘述行為中圖畫性層面的觀念。在我所有的小說裡，我試圖調動讀者的圖畫性想像，堅守小說藝術—儘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驚人反例—透過圖畫性發揮作用的信條。《雪》讓我思考小說與政治的關聯，而《純真博物館》則發展了再現社會現實的觀念。我們小說家在開始寫一部新書的時候，會呼叫所有以前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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