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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主要渠道是小說。這也許就是為什麼當代小說家們感到自己的故事和人物在再現人類整體的能力方面是有限的。
我同樣知道，作為一名小說家的經驗只能讓我代表部分小說家發言。我希望，讀者會記住，本書的觀點出自一位1970年代在土耳其成年的、自學成才的作家。他所在的文化沒有深厚的寫小說和看書的傳統，他本人閱讀了父親的藏書以及任何他能找到的書，完全在黑暗中摸索，由此決定成為一名小說家。然而，我也相信，我們在想像中將詞語具象化的方式，我對此的評論並不純粹源於我對繪畫的熱愛。我相信，我的評論闡明瞭小說藝術的基本特色。
我在二十幾歲頭一次看到席勒的論文時，渴望成為一名天真的作家。如今，席勒的思想貫穿了本書。回顧過去，在1970年代，最流行的、最有影響的土耳其小說家在創作半政治、半詩性的小說，以田園和小村莊為背景。那時候，要成為以城市、以伊斯坦布林為背景的天真作家似乎是難以實現的目標。我在哈佛發表這些演講之後，不斷有人問我：“帕慕克先生，你是天真小說家還是感傷小說家？”我想強調，對我來說，理想狀態是：小說家同時既是天真的，也是感傷的。
2008年末，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巴特勒圖書館閱讀了大量關於虛構人物和情節理論的論著。我後來寫下了這些講座的大部分內容，取材於我從許多其他書和來源記住的知識。2009年，由於全球經濟危機，印度拉賈斯坦邦取消了航班飛行，我和基蘭·德塞（Kiran Desai）乘計程車穿越傑伊瑟爾梅爾與焦特布林之間的金色沙漠。
一路上，在沙漠熱氣的炙烤中，我重新閱讀了席勒的論文，心中湧現了寫作本書的願景—幾乎像一種海市蜃樓。我在果阿，在伊斯坦布林，在威尼斯（在執教於威尼斯大學期間），在希臘（在與斯派賽斯島隔海相望的一間出租屋內），在紐約撰寫這些演講。它們最終完成於哈佛大學維德納爾圖書館裡和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劍橋擠滿書的家中。相比我的小說，這本書完成得很輕鬆—也許因為我決定保持一種交談的語調。在機場、飯店和咖啡館（記憶最深刻的是在梅特伯爾，福樓拜筆下魯昂的一家咖啡館，那裡薩特和波伏娃1930年代曾經常會面），我常常拿出筆記本，沉浸在主題之中，一小時之中就輕鬆愉快地寫下幾個段落。我面對的惟一挑戰是每次講座不能超過五十分鐘。我在寫小說時，如果想到了可以為文字增色的觀念和細節，總要拉長章節。但是講座時間的限制迫使我成為自己最無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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